·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网站地图 ·会员中心 ·取回密码·
您现在的位置: 四川省达川中学 >> 文章中心 >> 媒体信息 >> 媒体讯息 >> 文章正文 今天是:
曹文轩访谈:文学为人类提供人性基础
作者:网转    文章来源:网转    点击数:1382    更新时间:2007-11-20    
        ★★★ 【字体:
  主持人: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在今年的4月份,有一本新书《天瓢》在北京面市,很快地这本书就登上了各类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列,著名作家王蒙先生也曾经评价说,《天瓢》这本书有一种迷人的气息,有一种如诗如画的体贴。今天的《世纪大讲堂》,我们就很荣幸地请到了这本畅销书《天瓢》的作者,同时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曹文轩先生。
  主持人:欢迎您。
  曹文轩:您好。
  主持人:在我们请

们请曹先生开始演讲之前,同样地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曹先生的背景。
  曹文轩简历
  曹文轩,1954年1月生于江苏盐城。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协副主席,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文学作品集有《忧郁的田园》、《红葫芦》、《蔷薇谷》、《追随永恒》、《三角地》等。长篇小说有《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红瓦》、《根鸟》、《细米》、《天瓢》等。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80年代文学现象研究》、《第二世界——对文学艺术的哲学解释》、《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小说门》等。
  200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曹文轩文集》(9卷)。《红瓦》《草房子》以及一些短篇小说分别翻译为英、法、日、韩等文字。获各种学术奖、文学奖40多种。其中有国际安徒生提名奖、中国安徒生奖、宋庆龄文学奖金奖、冰心文学大奖、国家图书奖、金鸡奖最佳编剧奖、中国电影华表奖、德黑兰国际电影节“金蝴蝶”奖、北京市文学艺术奖等重大奖项。
  主持人:曹先生今天来到我们大讲堂,我想首先还是从您的这个新书来聊起,跟我们讲讲您小时候的生活,因为我看到网上特别介绍说,您曾经在农村生活了二十年。这一段农村的生活,对您影响大吗?
  曹文轩:哎呀,想起这个农村生活,就是两个字:贫穷。最深刻的记忆就是贫穷。所以我最近写的这部长篇小说,就是《青铜葵花》这部长篇小说,就写的一场苦难。我这个书的扉页上写了一行字叫,“谨以此书献给曾遭受苦难的人们以及他们的子孙”。因为我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记忆最深刻的就是贫穷。这个贫穷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当我现在,我一旦想起过去的日子就非常害怕,非常害怕,绝对是饥寒交迫的那种贫穷。我跟你讲吧,人饿起来的时候,你知道是什么感受吗,想啃石头,石头都想啃,就是这种感受。我印象最深的,大家写的一些文章都是非常赞美春天,我很少在我的小说里边去赞美春天,因为春天留给我的记忆非常不好,因为春天是一个什么样的季节呢,是青黄不接之季,头一年的粮食吃完了,新的庄稼还没成熟,这个时候没有粮食吃了,剩下来的就是草和树皮,我告诉大家,我吃过树皮,吃过草,就是这样。
  主持人:在那样一种贫穷的状态之下,您那时候的心愿是什么,有心愿吗?
  曹文轩:心愿太多了,希望能够每天吃红烧肉,希望每天能够吃大米饭,希望有一双好鞋子,希望有一双好袜子,希望有一件好上衣,希望有一顶好帽子,希望有一只好书包,希望有几支好铅笔。但是话又说回来,上帝——造物主是非常公平的,当它把这个苦难交给你的时候,同时它也给了你财富,这个财富就是想象力。这个想象力对于我后来的文学创作来讲,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财富。
  主持人:今天的生活比起从前来已经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了,这中间的转折点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曹文轩:转折点?转折点可能是发生在1995年,我从日本回来以后,然后当时我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叫《草房子》。那么《草房子》这个作品,我想在座同学肯定有看过的,因为它的其中一章是在初中语文教材里边。这部长篇,可以讲是我的一个人生的,也可以说是我的创作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转折点。
  主持人:从农村开始读书,或者说从农村,离开农村到城市里面,对于您的生活产生影响很大的时候?
  曹文轩:那就是留在北大,留校,留校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折点,我今天之所以混成这个样子,或者说混到这个份上,那么我非常感谢那一个转折点,就是有人把我留在了北京大学。
  主持人: 好,下面呢,我想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来邀请曹文轩先生为我们进行今天的主题演讲,《文学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
  曹文轩: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文学,到底应当不应当担当一些东西呢?为人类到底担当什么?如果说下这么一个判断或者说下这样一个结论说“它在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的话——如果这样定义的话,那么这个所谓的良好的人性基础究竟包括什么样的内容,也就是说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维度?我想第一点肯定有这么一个东西,就是道义感。文学之所以被人类选择,作为一种精神形式,当初就是因为人们发现它能够有利于人性的改造与净化。那么人类完全有理由尊敬那样一部文学史,完全有理由尊敬那样一些文学家,因为文学从开始到现在,对人性的改造与净化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大家想一想,在我们人类的精神世界里边,有许多光彩夺目、优美绝伦的东西是文学给予的。在我们人类今天诸多的美妙的品性之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学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所以说没有文学就没有今日之世界,就没有今日之人类——我觉得这个话不算是一个大话。 
  但是文学的这种神圣性,在当下的语境里边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和质疑。首先质疑的就是世界上有没有“道义”,什么叫“道义”?你说的那一套难道就是道义吗?那么作为知道今日之世界,尤其是今日之中国,在知识阶层以及这个阶层的外围,是以相对主义为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的。我们对这个世界满腹狐疑,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可信的,也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守望的一些东西。我们以为最优雅的姿态是什么?就是质疑,就是对一切现行的价值模式、道德模式、审美模式进行解构,与“存在即合理”相反,那么今天,最时尚的看法就是“所有的存在都是不合理的”。相对主义所使用的句式不是陈述句,是一个反问句。比如说你用一个陈述句讲说“文学是有基本面的”,他会用一个反问句来问你:文学有基本面吗?文学的基本面是什么?然后等你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又用陈述句来表达:文学从来就没有什么基本面,文学的基本面纯粹就是一个虚构;自古以来,文学性,文学的基本面,就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大概所有的这个会议,最后的结局,就我的经验,差不多都是这样一个结果。那么一个短短的反问句,它能在瞬间不费吹灰之力地毁掉了你一个苦心经营了一千年的一个思想体系。到了今天,相对主义已经成了一个无往而不胜的一个秘密武器。中国的许多思想家使用这个武器,他们也正是使用这个武器之后,来雄踞思想的一个高处。
  那么文学这个“道义”的责任,也正是凭借这个武器被毁掉的。他就问你,什么叫“道义”,有“道义”吗?“道义”在哪?你怎么能肯定你所说的那个东西就是“道义”?相对主义最终就是痛快淋漓地把所有的一切消解掉。那么我想,其实世界上许多道理是不言自明的。因为我们凭借经验、直觉就可以判断的。如果没有一个我们在大家心中共同认定的一个东西,我们怎么可能会聚会到一起?我觉得造物主是一个智者,他在设计这个世界的时候,把绝大部分答案留给了我们,让人类在以后的数百年、数千年里边来回答这些问题。那么一个基本答案是通过我们纯粹的一个敏感的心灵,它就是能感觉到,是不需要证明的,这就是常识。我觉得一个再深刻的思想,它如果越过了常识,那么就是一个行迹非常可疑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有时候,我觉得不必要去追求太深刻的东西,首先我们要回到常识上来。
  曹文轩:那么这个道义感,既可以说是理性到达之后才变得分明的,也可以说它本来就在我们心中。一部文学史,正是坚信这个道义感的存在,正是坚持文学的功能之一就在于提升人的道义感,它才变得如此的辉煌,如此的有价值。那么你必须承认,在我们人性里边,远非有那么可爱与美好。事实倒可能相反,人性之中,有大量的恶和不善的成分,那么这些成分妨碍了人类走向文明和程度很高的文明。为了维持人类的存在与发展,人类中的精英分子发现在人类之中必须讲道义。这个概念所含的意义在当初,我想它是非常单纯的,也是非常幼稚的。但是这个概念的生成使人类走向文明成为可能。若干世纪过去之后,这个道义所含的意义,也就随着不断的变化与演进,但是它慢慢地沉淀下来一些基本的、恒定的东西,比如说无私、真挚、同情、扶危济困、反对强权、抵制霸道、追求平等、向往自由、呵护仁爱之心等等。那么这个人心之恶,会因为历史的颠覆,阶级的变化,物质的匮乏或者说物质的奢侈等等因素的作用,它可能有所增减或者说有所反扑,但是文学从存在的那一天开始,它就是高扬道义的旗帜的。与其他精神形式,比如说哲学,比如说伦理学一道行之有效地抑制着人性之恶,并不断地使人性得到改善。所以徐志摩当年讲,他说托尔斯泰的话,罗曼罗兰的话,泰戈尔的话,卢梭的话,不论他们各家的出发点是怎么样的悬殊,他们的结论是相调和和、相呼应的,他们柔和的声音永远叫唤着人们天性里边柔和的成分,要他们行起来,凭着爱的力量来扫除种种障碍我们相爱的力量,来医治种种激荡我们恶性的疯狂,来消除种种束缚我们自由与侮辱人道尊严的主义与宣传。他说这些宏大的声音,好比是阳光一样散布在地面上,它给我们光,给我们热,给我们新鲜的生机,给我们健康的颜色。如果这个社会没有道义,我觉得它是无法维持的。
  我们今天这么多人坐在一起,我想这个社会的一个运转,它肯定需要道义在这个里边起一个作用,起一个制约的作用,那么也正是因为有了道义,人类社会才得以正常运转,才有了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一个景观。那么一件艺术品,理所当然要闪烁道义之光。我不说作家要讲道义,因为这有可能或者说很容易被人讥为假道学。但是我只说文学要讲道义,因为道义是所谓人类良好人性的基础之一,文学是无法推卸这个责任的。这个道义感就是我理解的所谓的良好的人性基础之一。
  那么第二个东西,就是情调。大家知道,我们说一个人他了不起,他了不起在哪里,一般都是来衡量他的思想,从来没有一个人来衡量情调的。因为在中国形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语境,我们所有的人都在玩命地追求思想的深刻。但是我就在想,一个有情调的人与一个思想深刻的人,他们在质量上,前者难道就一定要比后者低下吗?从我个人来讲,我可能更喜欢一个有情调的人,当然我也会喜欢一个有思想、思想深刻的人。但是这两个说你只能选一个你喜欢的,我告诉大家,我非常坦率地告诉大家,我喜欢前者,喜欢那个有情调的人。因为我跟他在一起我舒服,我舒服。 
  那么今日之人类与昔日之人类相比,其区别就在于今天的人类有了一种叫做情调的东西。那么大家想过没有,在情调之中,这个文学是有头等功劳的。情调使人类摆脱了纯粹的生物生存状态,而进入了一种境界,一种境界。天长日久,人类终于找到了若干表达这一感受的单词,比如说静谧、恬淡、散淡、优雅、忧郁、肃穆、飞扬、升腾、崇高、朴素、高贵、典雅、舒坦、柔和等等等等,这个都是一些情调。文学似乎比其他任何精神形式都更有力量帮助人类养成情调。比如说我们来念一个短短的诗句,说“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就这样一个非常短暂的一个句子,文学能用最简练的文字,在一刹那间把情调的因素输入你的血液与灵魂。我比如说,我再来说一个记叙性的东西,非常短暂,那么我相信,我在叙述这个非常短暂的这个叙事性的东西之后,在那一刻,你的精神会得到升华。当然你走出门外去之后是怎么样了,我管不着了。至少在那一刻,你比如说我来说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叙事性的东西,是日本的一个小小的作品,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去年的树》,长的那个树。它写什么,说一只小鸟为一棵树唱歌,唱了一个春天,唱了一个夏天,又唱了一个秋天,冬天来了,北风呼号,大雪纷飞,这个小鸟就对那棵树讲,它说我该走了,明年的春天我还会飞回来的,给你唱歌。那么第二年春天,这只小鸟准时飞了回来,但是那棵树已经不在了,然后这个小鸟就打听这棵树到哪里去了,有人告诉它说,已经被砍伐了,那么砍伐了以后又到哪里去了,有人告诉它说,已经送到木材加工厂去了,然后这小鸟就一路找过去,找到了木材加工厂,但是没有找到这棵树,就问这棵树哪里去了,那里的人就告诉它,说已经剖成木材了,说木材哪里去了,说木材已经做成了火柴了,火柴哪里去了,说火柴已经到千家万户去了。然后这个小鸟就找到了最后一根火柴,用这最后的一根火柴点亮了一支蜡烛。好,大家想一想这个画面,用火柴点亮了一支蜡烛,然后这只小鸟就对着那支蜡烛开始唱歌,一直唱到这支蜡烛熄灭。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短暂的一个故事,非常短暂的故事,我想诸位如果你的情感是非常健康的,或者说是非常正常的,那么我觉得在那一刻,我们会为这个小小的故事会有一种小小的感动,至少是小小的感动。在那一刻,我们在情调上也好,我们在精神品质上也好,我们都会有一点点的提升,当然这个提升能不能保证你到门外之后还能不能保证在那个刻度上,我不好说,但是至少我在叙述这个小故事的时候,那一刻,那一瞬间,你会得到了一种小小的提升。

  曹文轩:那么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泰戈尔、海明威、屠格涅夫、鲁迅、沈丛文、川端康成,一代一代优秀的文学家,用他们格调高贵的文字将我们的人生变成了情调人生。这个情调人生是哪里来的,其中我想最主要的就是文学艺术给我们的,情调改变了人性,使人性在质上获得了极大的提高。情调大概是属于审美范畴,我愿意将情调看成是一个美学概念,情调是一个美学概念。那么我们现在来谈谈美和美感的问题。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思想还有审

美,作为完美的人性,这两者是同等重要的。但是此时此刻,在当下的中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形成一个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语境,谁讲美感,谁就是矫情。谁讲崇高,谁就是虚伪。虚伪就像一把剑,高悬在你的头上,凡是一切愿意讲一点情调的人,讲一点雅兴的人,你都将被扣上虚伪的帽子。但我告诉大家,我还是要讲,好在我已经讲了二十多年了,我愿意在这里强调我的观点,是因为就是大家在媒体上看到的,文学出现了粗鄙化的现象,我想在座的同学,我在说粗鄙化这个词的时候,我想你们大部分可能知道我在说什么。
  曹文轩:那么中国文学有没有粗鄙化,这是一个假问题还是一个事实?我们那个系主任温儒敏先生到我家去,他说,文轩,能不能以你所在的当代文学教研室,开一个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就是关于粗鄙化的问题的一个研讨会,来讨论一下粗鄙化的问题,说明了粗鄙化是一个事实,许多人都已经感觉到,而且觉得粗鄙化这个现象已经非常严重了。《天瓢》固然与粗鄙化的文学走的是另一极,但是我并不是有意为之,拿《天瓢》来对抗什么。《天瓢》的美学背景是我的一贯,几十年就没有变化过,几十年就没有变化。要说它与粗鄙化有什么冲突,我觉得它也就是客观上的一种效果。其实我不能苟同的不是粗鄙,而是粗鄙化。因为“粗鄙”也是一种现实,也是一种状态,一个作家他有权利来写这种状态,有权利这样来处理现实。而且大家知道,一个即使高雅的人,他肯定也有粗鄙的一面。我有时候和朋友一起聊天的时候,会在我的讲话里边,也会出现一两个脏话,而且很难听,我觉得那个时候很过瘾,觉得生命像一团火,突然地一个火苗一跳,今天这个生命感就很强,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说,粗鄙也是一种状态,而且世界上有许多作家,他就是写粗鄙的一面,他也是反映了这个社会的现实。我非常坦率地告诉大家,我反对“粗鄙化”,“化”是什么意思,“化”就是大面积的意思,就是差不多都折进去了的意思,也就是说,中国不应该有那么多的作家委身于粗鄙的写作。当一本杂志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都将雅致、雅兴、优雅彻底扫地出门,而只是一脉相承的粗鄙的时候,大家想一想,难道这还不值得怀疑和疑惑吗?我想读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同学,你可能还记得,里边有一个经典场面,这就是安德列公爵受伤躺在战场上,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他的国家被人占领了,他的未婚妻娜达莎被人勾引了,国家与爱情全部破碎了,万念俱灰,他觉得活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那么这个时候,是什么东西拯救了他,不是国家的概念,不是民族的概念,是什么,是俄罗斯的天空,俄罗斯的草原、森林和河流。就是庄子所讲的“天地之大美”,是这个美使他重新获得了活下去的勇气。那么我就想问大家,是思想的力量大还是美的力量大,其实美是最具杀伤力的。
  可是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在当下的中国,你不能谈美,你谈美你就矫情。全世界的作家都在谈美,但是中国的作家不能谈美,你不觉得这个语境,这个氛围是需要我们反思的吗?我们把一对概念混淆了,就是“丑”和“脏”。我们说这个人很丑,不等于说这个人很脏,我们把这个概念混淆了。另外,我们把另外一对概念又混淆了,就是虚伪和假。虚伪是一个道德品质的问题,假是一个必要的东西,就像现在,本来坐到这个地方,热不热,太热了,最好是赤膊,我可以吗,不可以。这就是假。这个假是必要的。大家想一想,当人类把第一片树叶第一次遮在他羞处的时候,假就已经开始了,文明就是从假开始的。而人类以后走向更高的文明,假永远是必要的。 
  在西方社会,在大众传播中的文学艺术,其主流部分是高雅的,代表西方主流艺术的,是维也纳的音乐会。这就是它的主流,它的精神标尺,它倒下来了吗?根本不曾有一时倒下来。大家再去看奥斯卡金像奖,看奥斯卡金像奖给了哪些电影,是《泰坦尼克号》《拯救大兵》《阿甘正传》《克莱默夫妇》。为什么要给予这些电影,你看了这些电影里边有什么元素,那些元素都是古典主义文学艺术里边的基本元素:悲悯情怀,审美,英雄主义,崇高。这就是西方的主流艺术。当我们仰望这个极乐世界的时候,我们以为那个世界就是以反映粗鄙化为写作的指归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事实上大家知道,中国的文学艺术从一开始就是以雅兴为基调的,《诗经》卷、《楚辞》——楚辞是非常浪漫而华丽的,然后唐诗、宋词、元曲,再到红楼。那么这一脉洪流都是流淌在雅兴的河床上的,潮起潮落,就没有离开过雅兴。离开过了吗?没有。中国古代文论有许多理论,比如说“性情说”,“意境说”,“性灵说”等等,都说的是一个雅兴。那么与西方相比,我们误读了西方,与传统相比,我们背弃了传统。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
  第三点,悲悯情怀。我觉得这个也是所谓的良好的人性基础之一。悲悯情怀,或者悲悯精神是文学的一个古老的命题,它肯定同时也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我甚至认定,文学正是因为它具有悲悯精神,并把这一精神作为它一个基本的属性之一,它才被我们称之为文学的。也才能够成为一种必要的,人类几乎不能离开的意识形态的。那么对于文学来讲,这不是一个其他的什么问题,它就是一个艺术问题,悲悯情怀就是一个艺术问题。我对现代派一向深表好感,因为是他们看到了古典形态之下的文学的一些种种限制,甚至种种浅薄之处。那么现代派决心要结束巴尔扎克、狄更斯的时代,我觉得它有极大的合理性和历史的必然性。是现代主义文学或者说是现代形态的文学,大大地扩展了文学的主题领域,或者甚至可以说,是现代形态的文学帮助我们获得了更深的思想深度。我们从一般的社会问题、人生问题、人类问题,走向了较为形而上的问题。我们开始通过文学来观看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这个基本状态的发现,是由现代形态的文学来帮助我们完成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现代形态文学兴起之后,文学已经不能再庇护我们,已经不能再慰藉我们,也已经不能再纯净我们,我们在那些目光呆滞,行动孤僻木讷的、冷漠的、对周围世界无动于衷的形象面前,以及直接面对那些阴暗潮湿的、肮脏的生存环境的时候,大家想一想,我们所有的是一种地老天荒的凄清与情感的枯竭。我在上面说到,古典形态的文学,始终把自己交给一个核心单词:“感动”。古典形态的文学做了数百年、上千年的文章,做的是什么文章?做的就是感动的文章。当简•爱重新回到双目失明已经一无所有的罗切斯特的身边的时候,我们体会到的是什么,是悲悯。当祥林嫂拄着拐棍沿街乞讨的时候,我们体会到的是悲悯。那么我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我不是想过多地去责怪现代形态的文学。你要承认,他的动机是人道的、是善的,它确实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这样,是揭露这个使人变得冷漠,变得无情,变得冷酷的社会与时代的,但是它的阅读效果是失败的。我再来读卡夫卡的《变形记》,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感受,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感受,你是觉得这个世界更可爱了,或者说你觉得生命更有意义了,或者说你对生活更有勇气了,还是另外的效果?我真的不敢说。种种迹象表明,现代化进程并非是一个尽善尽美的过程,并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过程,人类今天拥有的,由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种种好处,是付出巨大代价的,其中情感的弱化就是非常突出的一例。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文学有责任在实践上,而不是在理论上做一点挽救性的工作,况且文学在天性中就具有这一个特长。它何乐而不为呢?好,非常抱歉,我已经讲完了,谢谢。
  主持人:这里还是有一些网友的问题想向您提问一下。她的名字叫做“卖火柴的小女孩”。她说,您一直都担任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评委,能不能给我们来评价一下韩寒和郭敬明他们的作品,您为什么一直愿意给他们写序言?在您评价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写的作品的时候,和您评价一个成年人写的作品的时候,用的是同样的标准吗? 
  曹文轩:不是同样的标准。我更愿意把他们看成是少年写手,而不是青年作家。那么这些孩子的写作能力是毫无疑问的,是非常非常地让我感到吃惊的。我常说一句话,我说,当你们在贬低这些孩子写作的时候,你应该想一想,在你有他们那么大岁数的时候,你写的什么。你比如说我,我小时候的作文已经是班上是很出色的一个孩子,但即使如此出色,我也不好意思把我当年的文章拿出来跟韩寒的,跟郭敬明的,跟现在80年代出生的那么多孩子写的作品相比。那么我的那个思想的那种单调,语言的贫乏,想象力的欠缺,使我在看到这些孩子的作品的时候,我只有汗颜。我就是非常坦诚地,非常坦率地,我告诉大家的一个实际情况,我想和我差不多大的同时代的那些人,我不知道您能不能拿出一篇东西来,现在敢和韩寒和郭敬明来叫板说,我的东西写得比你好。不可能,不可能。那么原因是什么?原因除了韩寒和郭敬明他们天生的那种灵性之外,我在许多场合讲过,80年代的这些写手们要感谢这个时代。这是一个什么时代?是语文生产力获得解放的时代。他必须感谢这个时代,不然你不能解释这个问题,为什么到了你这儿,你就写得好了呢,难道你比你的父辈进化了吗?没有,是因为这个时代进步了。这个时代就是用我的话讲,发生了一场革命——叫语文革命。这一场语文革命给我们中国所带来的那个好处,我觉得可能不亚于“五四运动”那一场语文革命,那一场语言革命所带来的好处。我觉得,郭敬明也好,韩寒也好,李傻傻也好,所有的这些孩子,我们还是应该为他们祝福,他们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写作,或者说有这么多孩子写作,对于一个国家,对于一个民族来讲,怎么也是一件好事。我曾经在许多场合讲过,一个政治家不会写一手好文章,你充其量就是一个政客。大家去看看,一流的政治家,从马克思、恩格斯,当然马克思不仅仅是政治家,是思想家,然后到了列宁,甚至毛泽东,大家都知道,他们都会写一手好文章,一手好文章。写好文章,不是说你一个作家需要做到的,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到的。
  主持人:好,谢谢。接下来请我们在座的同学来提问。
  提问:主持人好,教授好。我有两个问题,你刚才谈到就是中国现代文学,这种作家,他创作风格有一种这种粗鄙化这种倾向,然后我第一个问题是,就是您从作家的角度是否认为这种粗鄙化它的本质是由那个,就是受众来导致的,然后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古典文学就是一种大雅,就是雅文化。而现在呢,受众都是要求这种世俗的东西,它是否从俗到雅是周期发展的一种过程。谢谢。
  曹文轩:很不错的一个问题,我这么来解答这个问题。我觉得中国文学的粗鄙化的现象,我想一个是受众,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是我觉得主要的责任还是在我们作家的身上。因为受众的目前的欣赏这个水平,其实是因我们作家他们的作品所导致的。从某种意义来讲,我们这些年的文学作品,培养了当下中国人的一种阅读的趣味,这个趣味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呢,到用我的话说,打一个比方,看惯了写拉屎撒尿的作品之后,现在你把他领到了一片花地里边,他已经觉得不适应了。已经觉得不适应了,然后他会说你矫情,矫情,我今天还在课堂上讲,如果郁达夫活到今天,徐志摩活到今天,就用他们当年的语调,用他们当年的情感方式,用他们当年的格调来表达生活,他得到的评价肯定是矫情。我告诉大家,新时期的文学作品里面,光写上厕所的,我能一口气能说出十几篇作品来。我对我的一个学生讲,我说你写一篇论文,这个论文题目叫《新时期小说中的厕所意象》,我不知道这个趣味是怎么形成的,是我们读者自己就是这种需要,还是因为我们生产了大量的这种作品,然后养成了读者这样一个阅读习惯,而且这个习惯现在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你来一篇高雅的东西,他会说你矫情。我觉得一个是受众他的心理,因为这个社会的原因,他可能有这方面的需要,但是我觉得主要责任还是在我们作家身上。这个作家里面,理所当然地应该包括我。
  曹文轩:周期性的,我不认为有这样的周期性。因为从世界文学的范畴来讲,我也没有看到这个周期性。然后我从中国的文学史来看,我也没有看到这个周期性。但是有一点可以这么解释的,就是说中国文学目前的这个粗鄙化现象的严重,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两个字:报应。我不知道大家赞同不赞同我的看法,是“报应”。因为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并不怎么美好的时代,但是我们还要非要去赞美它。这是非常非常虚假的,这是真正的虚伪。
  那么事情发展到今天,许多中国作家其实包括我在内,有一种非常强烈的逆反的心理,就是要把那样一个局面彻底地打碎。打碎的办法是什么,就是我们全然写粗鄙的东西,粗鄙的东西。所以对粗鄙化这个现象,我们可能要这么来说,就是说,它起到的作用也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到了今天,我以为已经到时候了,就是说我们要完成的任务,已经差不多完成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呼唤另外一种东西的出现,这就是雅文学,那些具有雅兴的东西的出现,我想这么来看待,是不是对的,是不是合理的?
  主持人:谢谢。最后呢我想请曹先生用一句话来结束您今天的演讲。
  曹文轩:我没想过这一句话。这样,我说这么一句话吧:文学小,世界大,世界小,文学大。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曹先生今天在演讲当中呢,一直是在我们强调美的力量,情感的力量,我们也非常感谢曹先生在今天的演讲当中,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受到了美的熏陶,再一次感谢您的精彩演讲,也感谢我们在座的中国传媒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下周同一时间《世纪大讲堂》我们再见。

文章录入:sanzyh    责任编辑:sanzyh 
  • 上一篇文章:

  • 下一篇文章:
  • 发表评论】【加入收藏】【告诉好友】【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