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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大军阀(一)
作者:www    文章来源:www    点击数:3456    更新时间:2013-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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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大军阀(一)

注:转载。
十大军阀这个说法很扯淡。

(一)袁世凯

袁世凯(1859年—1916年),字慰庭,号容庵,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北洋军阀鼻祖、中华民国大总统,风云一时,叱咤中国政坛。1859年9月16日,他出生在河南项城县一个世代官宦的大家族。父祖多为清朝显贵,权重一方(叔祖甲三以督办安徽团练镇压捻军起家,累官至漕运总督。父保中系地方豪绅。叔父保庆曾在甲三军中带兵,官至江南盐巡道。)。袁世凯自幼过继保庆为嗣子,少年时随嗣父先后到济南、南京等地读书。保庆死后,复随甲三子、户部侍郎袁保恒至北京就读。

1876年(光绪二年)和1879年,袁世凯两次乡试都未考中,遂决计弃文就武。1881年5月,袁世凯至山东登州,投靠保庆的结拜兄弟吴长庆,任“庆军”营务处会办。吴长庆为淮军统领,统率庆军六营驻防登州,督办山东防务。

1882年8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当时朝鲜和中国有宗藩关系,吴长庆受命前往镇压。袁世凯负责前敌营务处,以整顿军纪和镇压兵变有功,为朝鲜国王所看重,并得清政府奖叙五品同知衔。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吴长庆回国。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奏举,袁世凯任驻汉城清军“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12月,朝鲜开化党在日本驻汉城公使馆支持下发动政变,捕杀事大党多人。袁世凯闻讯率领清军干涉,使事大党重掌政柄。日本政府借此要挟,袁被调回国。次年,复任清政府“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并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1893年,升为浙江温处道,仍留在朝鲜。至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化装逃出汉城,回到天津。战争爆发后,被派赴东北前线,协助前敌营务处周馥,负责筹拨粮饷,联络各军。

1895年12月,袁世凯由军务处大臣荣禄、李鸿藻等奏派扩练驻天津小站的定武军,更名为“新建陆军”。聘德国军官十余人担任教习,又从天津武备学堂中挑选百余名学生任各级军官,并引用和培植一批私人亲信,以加强对全军的控制。这些人以后大都成为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等。小站练兵是清末新式军队发展的转折点,也奠定了袁世凯一生事业的基础。从此,声誉鹊起,扶摇直上。1897年,擢直隶(今河北)按察使,仍主持练兵。1898年6月,袁世凯升任工部右侍郎。12月,署理山东巡抚,率领全部新军(时称“武卫右军”)前往济南。时山东境内义和团运动爆发,他认定义和团为“左道邪教”,派兵到各州县残酷镇压。一跃而成为中外所瞩目的实力人物。1901年11月,继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实授,权势更加显赫。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迫于内外形势,施行新政。袁世凯表示极力拥护,并借机扩大自己的权力。1902年,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和练兵大臣,在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次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练兵处,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袁世凯任会办大巨,掌握实权。创办各种武备学堂,并聘请大批日本军官担任教习。至1905年北洋六镇编练成军,每镇一万二千五百余人,除第一镇系满族贵族铁良统率的旗兵外,其余五镇都在他的控制之下,重要将领几乎都是小站练兵时期的亲信军官。同时,袁世凯还兼任督办电政大臣、督办铁路大臣及会议商约大臣。在此期间,他在发展北洋工矿企业、修筑铁路、创办巡警、整顿地方政权及开办新式学堂等方面,都颇有成效。通过办理新政,他得以“内结亲贵,外树党援”,处心积虑扩张权势,很快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

北洋集团势力的扩张,对掌握中央政柄的满族亲贵集团的世袭地位构成严重威胁,双方权力之争日趋激化。皇室亲贵煽动一些御史上疏屡弹劾袁世凯权高势重,任用私人,甚至预言将步曹操、刘裕后尘。1906年,袁被迫辞去各项兼差,并将北洋军一、三、五、六各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次年,又被调离北洋,到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死,年幼的溥仪继位,改元“宣统”,其父载沣为摄政王。次年初,袁世凯被载沣罢去一切职务,令回籍“养疴”。但他的许多部属依然位居要津,实权在握,袁世凯时刻准备东山再起。

1911年10月(宣统三年八月)武昌起义爆发,汉阳、汉口相继被革命军攻占。载沣被迫重新启用袁世凯,于10月27日任钦差大臣,节制湖北前线陆海军。11月1日又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指挥北洋军攻占汉口后,即进京组阁,并迫使摄政王载沣退回藩邸,接管了清政府的军政大权。他又命令北洋军攻占汉阳,迫使革命党人接受了停战议和的建议。12月,派唐绍仪南下与革命党人谈判。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坚持以清帝退位和袁世凯宣誓效忠共和,作为选他当大总统的先决条件。于是,袁世凯借革命党人的声势,逼迫宣统帝于1912年2月12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退位。次日,向南京临时政府保证:“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15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辞职,参议院一致选举袁世凯继任,并议决请他到南京就职。但他以北京发生“兵变”为由,拒绝南下。参议院不得不允许他在北京就职。

1912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并试图组织政党内阁,以对袁的权力加以限制。因此,袁把国民党视为实行集权的最大障碍,策动北洋军警干涉政治,逼迫国民党人退出内阁,裁减南方各省的革命军队,派人刺杀国民党的领导人宋教仁(刺宋史学界尚有争议)。同时,拉拢以梁启超为首的清末立宪派,资助他们组成进步党,以此来与国民党人对抗。在外交方面,他得到英国的有力支持,从五国银行团获得两千五百万英镑借款。经过一系列的准备,袁世凯于1913年7月派北洋军南下,镇压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把北洋势力伸向长江流域各省。同年10月,袁世凯派军警胁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并取得列强的正式承认。接着,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另行召集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作为独裁统治的工具。1914年5月,宣布废除《临时约法》;撤销国务院,成立政事堂和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通过这次改组,迫使支持过他的进步党人退出政府,剥夺了段祺瑞等人的军权,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他不仅可以终身连任总统,还可以指定继承人。

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建立中华帝国,并改元洪宪。但是,袁世凯的称帝举措并没有得到广泛支持。不仅孙中山、梁启超等人坚决反对帝制,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也深为不满。帝国主义列强亦不断对他提出警告。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贵州、广西相继响应。北洋派内部危机四伏。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起用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企图依靠段团结北洋势力,支持他继续担任大总统。但起义各省不承认他有再做总统的资格。段祺瑞也逼他交出军政实权。广东、浙江、陕西、湖南、四川纷纷通电宣告独立或与袁世凯个人断绝关系。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因尿毒症不治,死于北京,时年57岁。同年8月24日正式归葬于河南安阳。

袁世凯有妻妾10人,生子女32人。17子中以长子袁克定为官,次子袁克文能文,六子袁克恒办实业,为人所熟知。袁克定为发妻于氏所生,通英、法、德、日文字,娶妻为湖南巡抚吴大澄之女,捐候选道,历任农工商部右参议、右丞、邮传部承参、开滦矿务督办、董事长,1955年死于北京,终年77岁。袁克文为第三妾朝鲜人金氏生于汉城,以荫生授法部员外郎,任清史馆纂修、中国文艺协会主席,编《心声》半月刊,民国二十年(1931年)死于天津,终年42岁,著有《寒云诗集》、《袁寒云说集》等,袁克文有4子3女,其第3子袁家骝与夫人吴健雄均为著名物理学家。

(二)段祺瑞

民国初年,北洋军阀集团把持政局,北京政府如同走马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其中,合肥人段祺瑞曾六次主政:1913年5月1日至7月31日代理国务总理,1916年4月22日至6月28日任政事堂国务卿,1916年6月29日至1917年5月23日、1917年7月17日至12月22日、1918年3月23日至10月10日三次出任国务院总理,1924年11月24日至1926年4月20日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

段祺瑞,原名启瑞,字芝泉,晚号正道老人,生于1865年3月6日(同治四年二月初九日)。段祺瑞的父亲段从文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生种田。1872年,7岁的段祺瑞被祖父段佩带往江苏宿迁任所(段佩时统“铭军”直属马队三营驻防于此),少年段祺瑞逐渐习惯并喜欢上了军营生活。1881年,段祺瑞在祖父病故后只身徒步前往山东,投奔在威海驻军中任管带的族叔段从德,被安排在营中当司书。1885年,20岁的段祺瑞考入天津武备学堂,为一期预备生,旋分入炮兵科。

在天津武备学堂,段祺瑞先后学习了兵法、地利、军器、炮台、算法、测绘等新式课程。1887年,他以“最优等”成绩从天津武备学堂毕业。1889年春,段祺瑞等5人到德国,以官费入柏林军校。在用一年半时间系统学习理论课程后,段祺瑞又单独奉派入克虏伯炮厂学习半年(其他4人先期回国)。克虏伯炮厂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兵工厂,他在这里耳濡目染,有了实践的机会,获益匪浅。1890年底,段祺瑞学成归国,任职北洋军械局。次年,调往威海,任随营学堂教习。

1895年底,上谕由袁世凯主持在天津小站练兵。段祺瑞在袁世凯编练新军过程中,一直充任重要角色。1905年和1906年,清廷接连在直隶河间(今河北省河间县)和河南彰德(今河南安阳)举行两次大规模秋操,段祺瑞皆任演习中“北军”的总统官。两次秋操使段祺瑞的知名度和权力迅速上升。秋操前后,段祺瑞先后就任第三、第四、第六镇的统制,并曾兼任保定陆军学堂总办。

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使中国的政局发生了急剧变化。旨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辛亥革命,遭到清廷的疯狂镇压。为了对付武昌首义后成立的湖北军政府,清廷急调北洋军主力前往镇压。袁世凯被清廷任命为钦差大臣全面节制调遣陆海军,旋又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他把段祺瑞从江北提督任上调出,担任北洋军第二军总统,又署湖广总督,兼领北洋第一军与湖北军政府对峙。

1912年1月,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从 1月23日起,段祺瑞迭次向朝廷进言,谓共和思想“颇有勃勃不可遏之势”,26日,他联名北洋集团46名高级将领,发出致内阁代奏电,直接要求清廷“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电文中还提出“以现在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再行召集国会,组织共和政府。”显然,这是撇开已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而将政权由清廷直接旁移给袁世凯的办法。2月5日,段祺瑞又联合第一军8名协统以上的将领发出代奏电,称“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至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将“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并将其司令部由湖北孝感回迁至河北保定。这一明对“二三王公”,实对朝廷的兵谏式招法果然灵验。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宣统皇帝”名义颁退位诏,清王朝终于正式覆亡。2月15日,袁世凯被南京临时参议院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段祺瑞随之被袁世凯委以陆军总长,成为袁世凯政权的主将。

自1912年3月至1915年8月,段祺瑞在北京政府内阁中连任7届陆军总长。其间由拥袁转而反袁、反洪宪帝制。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决定称帝,并定次年为“洪宪元年”。但好景不长,举国反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北洋系内部也有人暗中倒袁。在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袁世凯只得考虑取消帝制,“洪宪”皇袍穿了不过83天。在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段祺瑞的辞职、不合作和暗中抵制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袁世凯下台,名义上的共和重新确立。段祺瑞也就势登上了权力顶峰——出任国务总理,并逐步接管了中央政府的全部军政大权。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黎、段之间的“府院之争”剑拔弩张。在这种情况下,安徽督军张勋主动率其“辫子军”于6月14日进京“调停”。张勋解散国会,将黎元洪赶入使馆区。7月1日,他公然拥废帝溥仪复辟,自封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并改民国六年(1917年)为宣统九年。全国舆论大哗,“讨逆”呼声鹊起。

在黎段之争中已退居天津的段祺瑞对张勋进京自然是求之不得,但对其拥溥仪复辟亦有所闻。“张勋复辟”给段祺瑞诉诸武力以东山再起制造了一个绝好借口。段祺瑞旋即在天津组织“计逆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以段芝贵、曹锟分任东、西路总司令,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并于马厂誓师“讨逆”,还通电复任国务总理,重新组阁。在“讨逆军”的强大攻势下,“辫子军”很快失败,张勋于12日被迫避入荷兰使馆。这场“复辟”闹剧不过上演了12天。7月14日,段祺瑞凯旋还京,重新执掌中央政权。1918年8月10日,段祺瑞改革币制。1919年,五四运动中,段祺瑞控制的北京亲日政府,成为众矢之的。对学生运动的镇压,更激起举国上下愤怒声讨。直、奉两系适时地利用全国人民反对北京政府的情绪,开始从军事上掀起倒皖运动,意在打击急剧发展的皖系军事力量,抵制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1920年初,7月14日,直皖战争爆发。

直皖战争以皖系失败告终,段祺瑞被逐出北京。他避居天津日本租界寿街,开始吃素念佛,表面上静心养性,实际上仍密切注视着政坛风云,以待复出。当直奉失和,奉系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获胜后,段祺瑞及时地派段芝贵到东北联络张作霖,又派徐树铮到南方交好于孙中山。在各方的利害关系暂趋于一致的情况下,段祺瑞、张作霖、孙中山结成“三角同盟”,共同反直。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将领冯玉祥已暗中接受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主张和段祺瑞的游说,于战场上突然倒戈,进而挥师入京,发动政变,推翻并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直系战败。冯玉祥将其所部改称为国民军,通电拥戴段祺瑞为国民军大元帅,并电邀段祺瑞、孙中山入京共商国事。

11月中旬,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在天津举行会议,决定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以段祺瑞为临时执政。11月24日,段祺瑞就职典礼在北京铁狮子胡同陆军部旧址执政府办公处举行。鉴于以往迭次“府院之争”,此次《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乃将总统、总理合一,规定临时执政兼有二者之权力。段祺瑞表面上大权总揽,不受任何约束,实际上由于自身已没有什么军事实力,而奉军羽毛正丰,国民军又驻扎京畿,他不得不按张作霖、冯玉祥的眼色行事。今非昔比,段祺瑞这个“执政”有其名而无其实,他的政务活动多受掣肘。1926年3月18日,北京学生、工人、市民等各界群众在天安门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会后游行示威。当队伍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和国务院门前请愿时,执政府卫队在不加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向请愿队伍实弹平射,顿时血肉横飞,造成47人死亡,100余人受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三·一八”惨案导致了段祺瑞执政府的垮台,皖系北洋军阀集团也不复存在。息影津门的段祺瑞曾表示只谈佛经不问政治,实际上在政坛活动了几十年的他岂甘寂寞,并且,“政治”不时地来过问他。日本特务土肥原等企图拉他出山,组织一个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完全效忠于日本人的傀儡政权。段祺瑞没有答应。段祺瑞亲日,原先是有目共睹的,但在日本人把侵略战火烧进国门后,他不愿被日本人牵着鼻子走。为不使段祺瑞落入日本人手中,南京政府方面不断派遣民间人士北上做段祺瑞工作,劝其南下。1933年1月19日,国民政府专使钱永铭持蒋介石欢迎段氏南下的亲笔信函到天津,请段“南下颐养”,“俾得随时就商国事”。段祺瑞顺水推舟,先抵南京拜会蒋介石,随即到上海定居。

段祺瑞到上海后,初寓世界学社,不久即搬至霞飞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公馆。他在这里专意念佛,坚持吃素。

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因病不治离世,终年71岁。

12月9日,段祺瑞灵柩运抵北平,暂厝于西北卧佛寺。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段祺瑞家人匆匆将段埋葬于北平西郊。直到1963年,段祺瑞侄子段宠纲和章士钊方在北京万安公墓觅地安葬了段,章士钊题写了墓碑:“合肥段公芝泉之墓”。

(三)曹锟

(1862.12.12~1938.5.17)

【概述】

曹锟字仲珊,直隶天津人,北洋时期直系军阀首领、中华民国第四任大总统(1923年10月,通过贿选登上民国大总统宝座人称贿选总统)、国民革命军一级陆军上将(1938年6月14日被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追赠)。

曹锟幼年曾入私塾数年,16岁时推车下乡零售布匹,因喜玩乐,终至亏累歇业。1881年适逢袁世凯在小站招募新兵,遂应募入伍。不久即被选送天津武备学堂学习。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武备学堂,任毅军哨官。1894年随毅军赴朝鲜参加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曹锟被任为右翼步兵帮带。1907年升任新军第三镇统制,使北洋势力伸展到吉林、黑龙江。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奉袁世凯之命,由长春移驻直隶娘子关,镇压革命。1912年2月在北京纵兵哗变,为袁世凯拒赴南京就职制造借口。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第三镇改为第三师,他任师长。

1914年4月,又任长江上游警备司令,率第三师进驻湖南岳州,监视南方革命势力。1915年10月,曹锟因积极支持袁世凯辟帝,被授予虎威将军称号。袁世凯称帝后,又被封为一等伯。1916年1月奉袁世凯之命率部入川,镇压护国运动。6月袁世凯死后,曹锟又以其重要的军事力量,仍为北洋政府所倚重,9月任直隶督军,驻防保定。

1919年五四运动中,段祺瑞及其安福系声名狼藉,直系军阀乘机策动反皖系活动。12月,冯国璋病死,曹锟被推为北洋直系军阀首领。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军队战败,段祺瑞下台,此后,直奉两系军阀共同控制北京政府。9月曹锟任直鲁豫巡阅使。

直奉两系军阀因分赃不均及争夺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1924年4月第一次直系战争爆发,张作霖战败,退回东北,直系独霸北方后,黎元洪再次拉出来复位,用所谓法统的名义,抵制南方成立的护法政府。

黎元洪虽然复职,但军政大权操于曹、吴手中。为使曹锟早日爬上总统宝座,扬言黎到1922年1月任期已满,应行另选。1923年6月直系军阀把黎元洪逼下台。曹锟采纳收买议员的办法,在北京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为进行选举的活动机关,规定选举时出席议员每人贿以五千元支票。为了筹集贿选经费,他以借军饷为名,通令直隶所属170县分大中小级,每县筹借1万元到3万元不等。他用搜刮来的1300万余元,收买了一批国会议员。1923年10月5日,选为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10月10日,曹锟由保定入京,粉墨登场。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罕见的丑闻之一。 1926年4月,冯玉祥军将领鹿钟麟不满北洋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与奉系勾结,发动驱段兵变,将曹锟释放。5月1日因病辞职,由总理摄行。
1927年2月,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即将抵达河南时,曹锟逃往天津,此后,长期寓居天津。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曾多次请曹锟出任伪组织头目,但曹锟始终予以拒绝,保持了民族气节。1938年5月曹锟病死于天津,终年76岁。6月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一级上将。

【生平】

一、卖布郎愤而从戎

  他以每张选票5000元的价格,收买了许多无耻议员,于1923年10月,坐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曹锟字仲珊,1862年(同治元年)农历十月二十一日,出生于天津大沽一个贫穷造船工曹本生家里。曹锟的父亲曹本生,在大沽的一个船行当排工,成年累月给人家造木船,以维持这个10口人之家的生活。尽管曹家经济拮据,但曹本生性子憨直,为人要强,他宁愿自己勒着腰带,也要供孩子们识几个字。因此,曹锟兄弟几个,多在幼年读过几年私塾。

  曹锟16岁时,父亲让他学造木船,曹锟不肯,叫他学做农活,他也不依,曹本生只好让他去卖布。因家中贫穷,买不起一辆手推车,曹锟便把布匹搭在肩上四处叫卖。曹锟性情豪爽,爱交朋友,喜欢武术,好酒贪杯,喝醉了便席地而卧,有时街上一些顽童就趁机把他钱袋里的钱偷走。当曹锟酒醒后发现钱没有了,只是一笑了之,从不追问。所以大沽一带的人们给他起了个"曹三傻子"的绰号。

  父母见曹锟不成器,便在他17岁那年托人说媒,将西大沽一家姓郑的姑娘娶过来。郑氏长于曹锟两岁,相貌平平,但为人通情达理,过门后上敬公婆,下疼小叔小姑,对曹锟更是十分体贴,小两口和和睦睦,很少口角。

  一日,曹锟贩布到保定城门,被两个守城的士兵拦住,不但没让进城,反而被他们谩骂嘲笑一番。曹锟无端受辱,窝了一肚子火儿。他想起自己寒来暑去,历尽艰辛,也未能改变自己吃苦受累的命运,于是他暗下决心,立志从戎。

  1882年,20岁的曹锟应募入伍,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曹锟丢了推车卖布的小买卖后,先是在天津武备学堂学习,毕业后做了毅军的一名哨官,1894年还曾随部赴朝鲜作战。翌年,赴小站投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为右翼步队第一营帮带。他既无背景,又老实巴交,时常受人欺负。但他的一大特点,憨厚,喜怒不形于色,好处都让给别人,自己则吃苦耐劳,千依百顺,不管心中怎么想,面上从无怨言。久而久之,相对于周围那些浑身毛病的兵哥来说,竟颇有些出淤泥而不染的妩媚,于是渐渐地也就闻达于上司,甚至袁世凯都知道了有这么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

  曹锟听说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有个拜把子兄弟叫曹克忠,在当地很有权势,人称"大帅",于是备下厚礼前去拜谒。常言道:"礼多人不怪。"这曹克忠也是天津人,曾任广东水师提督,一看来了个姓曹的小老乡,很是开心。接着一查族谱,发现曹锟竟是自己的孙辈,自然更加高兴,便正式认曹锟为族孙,并派自己的姨太太去袁世凯那儿为他通融,自此打开了曹锟扶摇直上的康庄大道,由帮带而帮统,由帮统而统领,由统领而统制。

  曹锟曾到朝鲜参加中日战争,后被送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学习,成为袁世凯小站练兵的骨干,此后,日益得到袁的器重,1907年被袁世凯任命为北洋军第三镇统制官。民国成立后,曹任陆军第三师师长,曾于护国战争时率军南下四川,与护国军作战。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分列为直皖两系,曹在两系暗斗中,脚踩两只船。在冯国璋死后,曹成为直系首领,相继取得了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的胜利,成为主宰中央大权的实力派人物。

二、驻保定大逞其威

  在曹的生日这天,光园内外张灯结彩,门前车水马龙,各省军政要员纷纷奉承巴结,大送寿礼自1916年9月曹锟任直隶督军,到1923年10月他贿选中华民国总统期间,曹主要驻在保定,保定成了直系军阀的大本营。直皖之战、第一次直奉战争及许多重大政治事件,都是在保定谋划决策的。现择其在保定的一些所作所为,从侧面反映曹的面貌。

  镇压爱国学生的进步活动--曹锟驻保期间,禁止学生们阅读进步书籍,反对学生的爱国运动。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消息当天傍晚就传到了保定。一些进步的爱国学生争相传告,愤怒谴责北洋政府丧权辱国的卖国行径,谴责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强烈要求中国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保定高等师范、政法学校、农业专科、第二师范、私立育德中学的学生们纷纷罢课,到直隶督军署门前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面对学生的爱国运动,曹锟躲在督署府里十分害怕。5月7日,直隶省教育厅派督察员王琛来保定会晤曹锟。曹锟下令禁止学生集会游行,阻止学生罢课,并派出大批军警监视各校学生的活动。

  1922年,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育德中学学生王锡疆等人代表保定团组织出席了会议。回保定后,王锡疆主持保定市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同年,王锡疆在给第六中学学生杨景山的信中邮寄了《社会问题研究会章程》,被军阀当局查获。因其中涉及"布尔塞维"等内容,曹锟便下令通缉逮捕王锡疆。王在校长郝仲青帮助下,脱身到北京,后与邓中夏一起从事革命工作,并由邓中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保定的第一个共产党员。

  1923年5月康有为从洛阳到易州谒清西陵,顺路到保定。曹锟在保定光园为其接风洗尘。康有为特为在建的曹锟花园提名“老农别墅”。康有为还在河北大学发表演说,进行反对新文化的宣传,深得曹锟欢心。一天,曹在与康有为的谈话中讲到王森然在第二女师学校增设白话文课程,宣传新文学时,康有为十分气恼。他对曹锟说:“他本来是个小桐城,我知道他是桐城派倒戈的,不能让他在保定呆下去。”恰值保定召开直奉战争直军全体阵亡将士追悼大会,王森然写了两篇痛斥曹锟的文章,在保定各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使曹锟十分愤恨。他以防“赤化”为名,于5月18日晚派人去学校抓王森然。王事先听到风声,当夜化装逃到北京,在李大钊、林语堂、胡适等几位教授的掩护下,才躲过了通缉。

  大兴土木修建大本营--曹锟驻保定后,就开始着手修建大本营。他先在保定东郊征购土地,修建飞机场,拆通西关新开路,拓宽南大街,又将原清代直隶按察使司衙署改建为宾馆。因他仰慕明朝蓟辽总督戚继光的英名,所以把宾馆命名为“光园”。曹锟平日在原直隶总督署办公,下榻在光园。

  曹锟爱看戏,他将关帝庙改建为戏园,人称"曹锟戏园"。他常常邀请当时戏剧界名角来保定演出。张勋复辟失败后,曹锟兼署直隶省长。曹锟在此春风得意之时,特邀京剧名角梅兰芳来保定演出,并亲自率领亲信坐马车到保定城北迎接。

  不料,梅兰芳是乘私人汽车来的。汽车在当时很少见,一般的达官贵人有汽车的也不多。曹锟见梅有自己的汽车很是羡慕,心想我一个堂堂的直隶省长竟不如一个唱戏的排场,真是枉为人生。梅下车后,改乘曹的马车进城。曹锟对梅热情备至,并邀请梅同住光园。不久,曹锟便派人买来4辆汽车。自此,保定街头出现了汽车。

  1921年,曹锟欲将大清河两岸600余亩地兴建为规模宏大的花园。刚刚经受了大旱之苦的保定劳动人民,听说曹要建花园,扶老携幼前来参加修建,为的是讨口饭吃。1923年秋季,花园终于建成了,里面有楼台轩馆,水榭曲廊,花径亭石,苍松翠竹,汇集了南北园林之精华。曹十分喜爱这个花园,几乎每天早上都到此散步打拳,同时,也允许普通老百姓进园游览。可能是因为曹锟前半生无儿的缘故,他十分喜欢男孩子,曾在园中游玩时认过五六个干儿子,有的干儿子还依仗着曹的势力发了迹。

  六十寿庆排场空前--1922年农历十月二十一日,是曹锟的60大寿。此时,直系在直奉战争后,控制了北京政权,北方俨然是直系天下。作为直系首领的曹锟踌躇满志,决定大庆60大寿,借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

  在曹的生日这天,光园内外张灯结彩,门前车水马龙,各省军政要员纷纷奉承巴结,大送寿礼。吴佩孚从湖南赶到保定,做总招待员。曹锟见吴佩孚如此恭顺,十分高兴。他对幕僚们说:“子玉(吴佩孚字)生性古怪,却独能推崇老夫,这也算是前生的缘分咧!”众人听了争着奉承说:“吴帅无论怎样威望,怎比得上老帅勋高望重,震古铄今?此中不但有缘,也是老帅德业所感召啊!”曹听了十分开心。

  为了助兴,曹锟还特地以重金请来梅兰芳、余叔岩、杨小楼、程砚秋、尚小云、白牡丹、小花等戏剧界名流来保参加堂会。演戏7天,犒赏达30万元。

  曹锟过生日如此铺张奢侈,挥金如土,但对军队却常拖欠军饷,以致引起兵变。

  保定东门外驻有一个炮队,曹锟每星期都要检阅一次。一次,炮队因欠发军饷发生哗变,驾起大炮向市内督军署方向开炮。曹锟即派人前去抓捕肇事者,并斩其首级,悬挂在城门楼上示众。

三、买选票贿选总统

  历史无法掩盖,后来揭露的幕后的真相是:共有480名参会议员收受了曹锟的贿赂曹锟在历史上最出名的一点,就是他贿选总统。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最终却被定格在了耻辱点上,十分有趣。这次贿选在历史上也是一出有趣的喜剧或闹剧,把貌似庄严的政治大大调侃了一番。曹锟本是个戏迷,喜欢点戏、看戏、捧戏子,不想自己却主演了这出历史喜剧。

  1923年,政治野心急剧膨胀的曹锟不顾自己依赖的直系支柱吴佩孚的反对,策划了贿选总统的丑剧。他以每张选票5000元的价格,收买了许多无耻议员,于1923年10月,坐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成为备受国人唾骂的“贿选总统”。

  国会和议员是总统选举的机器,因此在总统选举前,议员便奇货可居,自高身价。议员本该是一国中德才兼备之士,但经过此次选举,在道德上已被完全击溃。

  自民初以来,民主数遭摧残,国会历经丧乱,议员大多穷困潦倒,且出于对时局的失望,早已时荒志废,自暴自弃,与民国初年早已大为不同。此时曹锟使的手段,却正是棉花蘸糖,温柔甜腻,恰好击中了他们的软肋。人常说"好汉吃软不吃硬",所以当时从外地返京参会的议员络绎不绝,大多数议员抱定了一拿钱便走人的心理,所以贿选才得以有惊无险地大功告成。议员们只想占这个现成便宜,而不愿承担任何责任,由此也导致议会政治在中国前途渺茫了。

  拥曹派为了要完成选举曹锟为大总统,自然需要拉拢国会,于是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就成为当时的关键人物。吴景濂有他个人的打算,他有意包办大选,同时争取在曹锟政府中任国务总理;退一步说,做不到国务总理,曹锟也会给予相当的酬报。不过拥曹派认为吴有借机勒索的企图,所提条件是瞒天喊价,难于答应,可是又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因为在大选工作上非依赖吴不可。

  在大选问题短兵相接时,有许多议员丑态毕露。自从所谓议员任期延长后,加上大选又逼于眉睫,因此个个兴高采烈,眉飞色舞。而当时所注意和关心的问题就集中于选票的票价。和票价有连带关系的是付款的办法,因为卖票的怕投了票拿不到钱,买票的则怕付了钱议员们不投曹锟的票;而票价的多寡也因人因事而异,同样是一个议员,同样是一张票,可是喊价不同,卖价不同,成交也不同。至于付款是现款抑支票,支票是即期还是远期,出票人是谁,银行是哪一家,都是争论的问题。

  1919年9月12日第一次选举会召开,由于人数不足而流产。因此为曹锟选举服务的津派、保派和国会中的大选派都慌了手脚,忙做一团,不知如何是好。9月13日晚在小麻线胡同一所讲究的住宅中,大选派议员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促成大选问题,当时商订了几个办法:(一)遣人分头疏通议员,由常会再定选举日期;(二)电请各省督长,推定各该省国会议员一二人为代表,负责拉拢各该省代表出席;(三)决定出席才发给出席费;(四)津保两派所分别接洽的各政团,应采取刚柔相济的手腕;(五)分派代表秘密南下,运动反直派中坚人物,予以特别待遇之条件,除了金钱上的承诺外,还答应政治上的优缺;(六)如果以上各点进行无效,则准备出最后一途,修改《大总统选举法》。

  同时,津派、保派还在甘石桥114号俱乐部举行秘密会议,讨论投票议员付给票价方法。大多数主张在出席大选会的上午付款,议员收到票款后即聚集在一处,午后同乘汽车直接赴国会投票。

  1923年10月5日,由于国会议员们刻意拖沓,原定于上午10点召开的总统选举会延至12点左右才得开始。签到参议员152人,众议员441人,共593人,实际出席者585人,刚刚达到法定出席人数(583人)。当时参议院院长王家襄刚刚辞职,故由众议院院长吴景濂主持大会,并公推16人为检票员,从下午2时开始投票,至4时完毕。随即当众点票,结果总投票数为590张,曹锟得480票,第二名孙文33票,之下有唐继尧20票,岑春煊8票,段祺瑞7票,吴佩孚5票,王家襄、陈炯明、陆荣廷各2票,吴景濂、陈三立、张绍曾、张作霖、陈遐龄、唐绍仪、汪兆铭、王士珍、谷钟秀、谭延闿、卢永祥、李烈钧、高锡、符鼐升、姚桐豫、胡景翼、欧阳武、严修各1票,另有废票12张,含孙美瑶1票,“五千元”1票,“三立斋”3票。

  这28人中,陈三立、严修是名流,孙美瑶是大盗,高锡、符鼐升是地方民意代表,此外22人皆是举国知名的政治实力派。论军政才华,比曹锟适合做总统者不下一打;就算军事实力暂时不如曹锟,但得票差距也决不会如此悬殊。因此,无论有无贿选,这都是不折不扣的舞弊选举。

  历史无法掩盖,后来揭露的幕后的真相是:共有480名参会议员收受了曹锟的贿赂,原则为每人5000元,但实际上根据人物地位或作用的不同,高的可达到1万元,低的还不足2000元,都在10月1日以支票形式发出。整个贿选共花费1356万元,包括给各政党的补助费3242万元、特别票价141万元、普通票价3045万元、宪法会议出席费572万元、常会出席费20余万元、特别酬劳费324万元、“冰敬”、“炭敬”及夫马费190余万元、招待所临时费120余万元,秘密费70余万元。

  1923年10月6日的《北京报》对此有详细报导:谚云“有钱能使鬼推磨”,矧在见金,夫不有躬之议员,派人南下拉人,又加以苏督之协助,当然议员多有北上者。票价名为5000元,然实为起码数,有8000者,有1万者,所签支票,自邵瑞彭举发之大有银行以外,有盐业、有劝业,并闻有特别者则为汇业麦加利之支票。所签之字,洁记(边洁卿)以外,尚有兰记(王兰亭)、秋记(吴秋舫)、效记(王效伯)等。本月二三两日,颇有议员持票至银行对照者,然自邵瑞彭举发,而三四两日之夜,甘石桥(贿选的总办事处)大着忙,将前发支票收回,另换其他式样之票,以不示人不漏泄为条件,且闻已书明日期。

  至于昨日上午,直派议员四出拉人,亦有付现者,又有5000元以外增价者,并闻对于前拆台而昨出席之议员,许以投票自由,票价照付。而两院员役,由秘书长以至打扫夫,各另给薪工两月,由吴景濂发出,共8万元,以为犒赏,此贿选之大概情形也。

  曹锟出身小商人,发迹之后尤重敛财。据1926年10月10日成都《民视日报五周年汇刊》登载,曹锟家产为5000万元,列北洋军政人物之首。但此次贿选,却并非出自他的私囊。直隶省长王承斌为筹集大选用款,逮捕了一批制毒贩毒的奸商,勒令他们以钱赎身,得款数百万,又向直隶170个县强迫性借款共数百万元。此外,各省督军、省长多有“报效”,数目最多的为山西督军阎锡山、湖北督军萧耀南、江苏督军齐燮元,每人50万元。

  贿选过程十分热闹,花边新闻层出不穷,据史书所载和当时见证者记述,曾有诸多贿选趣事--密布军警。1923年10月5日清早,国会街一带就出现了很多荷枪实弹的军警,城墙上则有许多瞭望兵,另外还有五六百名便衣游弋于群众当中,负责警务的官员如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车庆云等都亲自在现场指挥,严阵以待。其目的之一在于监视群众,一在防止议员偷偷离京。东西车站及各紧要通道,都布置有军警防阻议员出逃。遇到有议员出逃的情况,便衣都是一把揪住,大声诬赖其逃债,接着军警就会过来干涉,声称带回去盘问,事实上则是带回会场。

  凑足人数。大选时间虽定在上午10点,实际上到下午1点20分前,尚未凑足法定人数,于是曹锟选举班子甘石桥俱乐部向一些议员秘密承诺:只须列席会议,哪怕不选曹锟都可领取5000元。这一招果然奏效,到午后,就有袁振黄等十余议员乘汽车赶到,准备干净利索地投票--拿钱--走人。但即便如此,最后仍缺数人,俱乐部便到医院把一些卧病在床的议员用软床抬来,如此才凑足法定人数。

  亲情攻势。对于出席会议却不愿贿选的议员,就派其家人朋友加以劝诱,结果议员由其妻妾或友人陪送来参会的有数十人之多。

  权位贿赂。由于有的议员眼光长远,不愿为区区数千元卖身,甘石桥俱乐部乃以实授官职来代替金钱贿赂的,议员甚至有已受官职又反悔,于是回来受贿的。惟有蒙古议员多是王公贵族,蔑视金钱而重视官职,态度最为坚决。

  折磨会监。根据选举法规定,总统选举必须有一定人数的旁听者充当会议监督。

  但选举当日对旁听者的控制特别严格,必须由其介绍人(议员)出面证明其身份,且被搜身后方可入门。在院子里临时搭盖的棚子里,大清早便有旁听者等候,总共大约100余,由于人多地窄,几无立足之地。到了午餐时间又没有饭吃,后来组织者还算"仁慈",送来一批面包,没让他们饿晕倒。大选开票之前不许旁听,直到下午3时才得以入场,但大局早已定了,而会议监督们也早已筋疲力尽,哪里还有力气去行使监督权力?冒牌议员。当天签到虽所近600人,但未必皆为正身。参众两院各有一蒙古议员被一真正蒙古议员指出是冒牌货,而山西、江西也各有一议员被指为滥竽充数。会场“签到处”的执事职员,都是先期派定的,其余人等不得靠近;其实“签到处”被许多支持曹锟的“大选派”议员环绕簇拥着,外人也难以靠近。刚刚散会,吴景濂马上命令将签到簿密封在柜内,严令管理人员不得泄漏。

  检票可疑。按规定,检票员须从议员中抽签得出。但是,放有议员人名的签筒早已被吴景濂派专人监护起来,密藏于议场后的圆楼之内。大选当日由众议院秘书长郑林皋抽签,有16人簇拥在旁,他人不得上前。结果抽出者除参议院吕志伊、众议院李肇甫二人外,皆为"大选派";而这二人偏又未来赴会,于是马上以“大选派”二人代之。另有废票12张,内容不得而知。

  当然,曹锟并非真正掌控全局,天下人也不全是5000元能买得动的。大选当日,曹锟亲自临场督选,当他走到北京议员国民党员吕复席前时,发现他竟未选自己,不禁心痒难禁,竟然附耳轻语:“如何不选曹某?”不料吕复天生有反骨,叉指怒喝道:“你要能做总统,天下人都能做总统了。你要是当了总统,总统也就不是总统了。”说罢,随手操起桌上的砚台向曹锟掷去。曹锟亦曾公然对议员们说:“谁又有名又有钱,谁就可以当总统。”某议员立刻提议道:“大帅,梅兰芳既有名又有钱,我看可以当总统。”一座大笑。

  另有浙江籍议员邵瑞彭(次公),在大选前即将所得之5000元支票摄影制版公布,并且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检举高凌霨、王毓芝、边守敬、吴景濂行贿,控告曹锟“骚扰京师,诩戴洪宪”、“遥制中枢、连结疆吏”、“不自敛抑,妄希尊位”、“勾通军警、驱逐元首”、“收买议员,破坏制宪”、“多方搜括、筹集选费”等诸项大罪。舆论一时大哗,社会各界纷纷抗议选举结果。

  此外,直系的政治对手也纷纷拆台。如张作霖就勃然大怒道:“妈拉巴子,曹锟是三花脸,是小丑,我们东北人绝不捧他。”并宣称议员若能不接受曹锟的贿赂,就可以向自己领取相同数目,这叫“反贿选”。但由于“大选派”准备得当,布置周密,终能有惊无险地达到了目的。

  曹锟贿选成功后,10月7日,国民党发表宣言,申讨曹锟。10月9日,孙在广州大本营主持会议,讨论讨曹事宜,并致电各国外交团,请否认曹锟为总统,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并电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一致行动。

  同时以大元帅名义对列强宣言,声明曹锟为僭窃叛逆,以中国全体人民视曹锟之选举为僭窃叛逆,请各令其驻京代表,避免任何行动可使僭窃者引为国际承认之借口。鉴于本次贿选,终有两会议员意志不坚定的缘故,而议员中又有不少国民党人,甚至如主持本次贿选的众议长吴景濂都是国民党人,因此,孙中山话虽说得慷慨,其实底气不足。倒是各省争相声讨本省的参选议员,严重的甚至开除其省籍,多少给了议员们一点"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惩戒。

  1919年的“双十节”,吴景濂捧了新总统的当选证书,乘坐专列赶到保定迎接曹锟。当时保定全城庆祝,家家悬挂五色旗,欢呼声不绝于耳。吴景濂见到曹锟,照例说了“众望所归,人心所向”的鬼话,而曹锟也冠冕堂皇地说了感谢国民的厚爱、敬谢不敏云云的客套话,随后,曹锟踏上专列,驶向北京的宫殿,也驶向了他人生政治生涯的谢幕。

  曹锟以贿选手段,使自己登上了梦寐以求的大总统"宝座"。就职后他发表文告云:"锟军人,于政治初无经验,今依全国人民付托之重,出而谋一国之福利,深思熟计,不胜兢惕!所私幸者,国家之成立,以法治为根基;总统之职务,以守法为要义。历任总统,皆系一时之彦,只以国家根本大法未立,无所依据,未克实施。锟就任之时,适在大法告成之际,此后庶政举措,一一皆有遵循,私心窃幸遭遇有过于前人也。……当此国事未宁,民生正困,财政竭蹶,军事未戢之时,瞻顾前途,诚不敢谓有必达之能力。然不畏艰难,出于素性,所以答我父老昆季者,惟此至诚而已。近年以来,政治潮流,日新月异,臂之医者,不愿泥古,自囿于方书,不敢鹜新,以国为试验。语云:'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谨以服膺,施诸有政。"曹锟就任之日,同时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当然这个宪法是由中华民国宪法会议宣布的,可是这个宪法并不被人重视,后人称之为"曹氏宪法"。

    曹锟就任总统后,内阁拖了三个月才组成,在内阁真空状态中,国务院秘书长张廷锷成为总统府和内阁中间的忙人。当时,名义上代理国务总理的,是高凌霨。

  10月30日曹锟向众议院提名孙宝琦组阁,11月5日众议院开会投孙阁同意票,11月9日通过,12月曹准高凌霨内阁辞职,任孙宝琦为国务总理,孙内阁人事如下:总理:孙宝琦内务总长:程克财政总长:王克敏外交总长:顾维钧陆军总长:陆锦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张国淦交通总长:吴敏麟农商总长:颜惠庆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曹锟第一次贿选了。1918年,冯国璋代总统任期届满,段祺瑞控制下的安福国会选举总统与副总统。此前,段祺瑞为对抗冯国璋,以未来副总统作饵,极力拉拢曹锟。不料9月4日选出徐世昌为新总统后,次日选举副总统时,430名议员竟有八成缺席。原因在于,交通系、研究系的议员不堪再度为人驱使,安福系议员则认为选举副总统无利可图,总之皆是坐以待贿的姿态。此时,吴佩孚发来电报质疑总统选举的结果,段祺瑞为安抚直系,于是亲向国会"力荐"曹锟为副总统,又以支付军费为名拨给曹150万元,作为其选副的"运动费"。

  但直到每张选票开到2000元的高价,大部分议员仍不买账,或去万牲园游玩,或聚会吃花酒,就是不赴会选举。后来厘清底细,才知议员中风传曹锟花10万银元从武汉买了位如夫人,身家竟然是议员的50倍,可见曹锟目中无人已极,是可忍孰不可忍,选副一事于是彻底流产。曹锟自觉脸上无光,称病回保定休养去了。

  不想5年之后,东山再起,重来贿选一把,真可谓"锲而不舍"!曹锟贿选几乎是公开进行的,一方面他在选举程序上遵守《临时约法》的规定,对法定人数等要求都严格遵守;另一方面他也没有采取任何暴力,有的人拿了钱不投票,他也不曾采取报复手段。这对一个大军阀来说,并不是最坏的表现。因此,曹锟的部下王坦就曾说:花钱买总统当,比之要了钱得贪污之名的人强多了,也比拿枪命令选举的人强多了。事实上,除京、沪两地的知识分子笔伐较多之外,此事影响十分有限。倒是当年的西方媒体,如《时代》杂志,出于对"封面人物应是新闻制造者"的标准,颇为投入地跟踪报道了曹锟的选举。9月24日,该刊发布了曹锟贿选的专题,并配有其照片,题目却是"仍无总统"。

  不久,在全国的一致反对下,曹锟及直系的势力日益削弱,直系内部也四分五裂,终于在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赶下台,结束了他的政治军事生涯。称雄中原的直系也受到致命打击,从此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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