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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大军阀(二)
作者:www    文章来源:www    点击数:3897    更新时间:2013-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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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大军阀(二)

四、遇政变身陷囹圄

  这是吴佩孚做梦也想不到的,也是曹锟做梦也想不到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就是冯玉祥倒戈,使直军惨败,曹锟被赶下台,并遭到软禁。

  第一次直奉战争,冯玉祥有不少的贡献,因为他率军从陕西向河南急进,有助于解决赵倜,论功行赏,他坐上了河南督军的宝座。然而他一入开封,就解决了宝德全。宝德全是赵倜下面的师长,暗中接受吴佩孚的命令,维持开封的治安。吴令宝帮办河南军务。吴佩孚听到宝被杀的消息,极为震动,对冯大感不满,因此撤了冯的河南督军职务。冯听到这个消息,就找张绍曾和张廷锷想办法,两张当时对冯印象不错。很想替冯缓颊,但知道吴在盛怒中极难转圜,遂联合拍电向曹陈情,曹乃打电报给吴着冯玉祥晋京。冯入京后,曹遂发表冯为陆军检阅使,仍兼十一师师长,冯虽失了河南督军,却换了一个检阅使,总算不错了。

  曹锟贿选前,要先迫黎元洪下台。拥曹派中积极分子遂由冯玉祥打第一阵,向黎元洪索讨军饷,陆军军官天天包围总统府,包围国务院,黎的离去主要是受不了军队逼宫,而军队的主使者就是冯玉祥。

  所以有人说曹锟贿选的三大功臣,一是冯玉祥,二是王承斌,三是吴景濂。曹锟就任总统后,冯以功高渐露不逊的态度。当时国务总理尚未产生,国务院秘书长张廷锷担任府院之间联系。农历年后还没有过元宵节,一天冯玉祥找到张廷锷,他就:"直卿(张廷锷的字)大哥,请陪我去见总统。"张廷锷以为他是礼貌上的晋谒,就陪了去见曹。怎知见到曹后,冯郑而重之地说:"初一这天,总统府的卫队把士兵打了,总统知不知道?如果总统知而不办,是总统护短;如果总统不知道,是被人蒙蔽。"冯这话一说,张廷锷吃了一惊,这岂是一个军人对总统讲话的态度。曹锟虽是布贩出身,究竟干了不少的重要职务,见过的世面不为不广,何况现在已是总统,他在冯报告时本是和蔼可亲,待冯的话说完,他眼睛一睁,端正而坐向冯说:"焕章,初一总统卫队把士兵打了,你们身为高级长官,为何不彻底追究惩办肇事的不良分子,我是总统,这种小事情还要我来处理吗?我几时对你们说情维护过总统府的卫队?"冯碰了一个大钉子,为之哑口无言,张廷锷只好打圆场说:"总统的指示我们立刻去办,焕章是总统的部下,对总统就像对父亲一样,言语可能过激,请总统原宥。"由此可见冯的态度是相当桀骜。

  吴佩孚在四照堂点将之后,冯玉祥便另有用心。他要求先发饷后才能开拔,吴听了大为震怒,吴说:"兵临城下,难道不发饷就不能打仗?王懋宣(王怀庆,十三师长,讨逆军第二军总司令)并没有来要饷呀!"冯部还要求多拨车辆,吴允拨40辆。冯玉祥则采用步步为营的策略,自北京至前线拉成一条塔形长线,前方只有疏疏落落的几个兵,愈到后方兵力愈厚。

  事实上,冯玉祥已暗中和奉张有了秘密联系,奉军因为已暗中搭上冯玉祥,因此军事上并不如何积极。自9月4日响应浙卢通电"率兵入关"后,至9月15日始向朝阳方面进迫,守朝阳这一方面的直军是王怀庆部,还有毅军的米振标部为辅。奉军攻入朝阳后亦未疾进。

  至于直军方面,第一路出山海关的,为直军主力,彭寿莘、董政国、王维城都是吴佩孚手下的大将。第二路王怀庆部是三路中最弱一环。第三路出古北口,由冯部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等担任。孙岳代理京畿警备总司令,曹锐为军需总监。

  第二次直奉战争,虽然双方各出动20余万大军,可是战场上的战斗并不激烈,因为奉张已和冯玉祥暗通声气,而冯玉祥则拖延军机,坐待时间。当吴佩孚在北京坐镇时,冯玉祥自然不敢动手,只派刘汝明等暗中调查吴军开赴前线的确实数字,以待吴军全部调往前线,吴佩孚离开北京。

  吴佩孚对冯玉祥有看法,他们之间隐藏着深刻的矛盾。冯玉祥与孙中山的交往,是引起吴佩孚对他仇视的原因。早在1920年冯玉祥驻湖南谌家矶时,孙中山就派徐谦、钮惕生带着他的亲笔信来见冯玉祥。徐、钮二人与冯玉祥是旧识,大家也都信奉***,二人劝冯玉祥和孙中山一致从事革命工作。冯玉祥也认为北方大都受清廷遗毒,误国害民,全国民众和有志气的将领都仰望孙中山。后来冯又派秘书任佑民到广州拜访孙中山,表示只要孙中山用得着他,他无不尽力以赴。

  由于吴佩孚对冯玉祥的仇视和排挤,冯玉祥对曹、吴十分不满。加上曹锟贿选丑剧,激起全国反对,冯玉祥自然也十分反感。况且冯玉祥对孙中山十分钦佩,本有相机反曹、吴之心。第二次直奉大战的爆发,终于给他带来了反曹、吴的机会。

  前方军情并不利于直军,加以曹锟左右嬖幸,对于吴佩孚在京,有芒刺在背之感,所以怂恿曹锟催促吴上前线指挥军事。曹的左右说:"如果在北京城内做总司令,谁也会做啊!"吴佩孚上前线的主要原因,并非曹锟下面的反吴派,而是前线战况的不利,加上海军突袭的计划受了阻碍,吴所料不到的,是渤海司令温树德并不太为吴卖力。

  于是吴派讨逆军副总司令王承斌于10月3日率后路援军驰抵古北口,代行总司令职权,以对抗来攻的奉军李景林部。然而这一遭吴又错了,因为王承斌实际早和冯玉祥暗中联结,他已参加倒吴派,自然不会在前线打硬仗了。

  首先倒戈的直军是把守九门口的第十三混成旅旅长冯玉荣,他所部不战而退。吴佩孚这才于10月11日晚9时,乘坐讨逆军总司令专车,由北京正阳门出发,直驰山海关。讨逆军总部人员随行,还有外国观战武官和新闻记者100余人随车前往,声势之浩大,在民国初年内战场面中,可以说是空前的。

  当吴佩孚上前线时,也正是北京城内谣言满天飞的时候,前方战报多不利于直军,有传第一军司令彭寿莘阵亡,有传某军哗变,可是这都是不可靠的消息。

  1924年10月12日上午4时半,吴佩孚的专车抵达山海关,停靠于长城墙傍,吴佩孚即率幕僚和卫兵急驰前线,登长城视察战况。这时直奉两军激烈鏖战,隆隆大炮震动大地,硝烟冉冉上升。

  吴佩孚上前线的消息,遍传直军,对军心士气有极大的鼓舞,而通奉的冯玉荣听说吴已到达前线,遂畏罪自杀。吴遂直接调遣十三混成旅,另筑阵地稳住了阵脚。

  讨逆军总部在吴亲赴前线后,遂设于吴的专车上。吴总部的直属部队则张营帐于车站内。吴每天早起偕同参谋长以下僚属四出视察,有时则乘坐渤海舰队司令官温树德所率领之旗舰游弋海上,指挥海军炮击葫芦岛。只是因为海军不够配合,所以不能收奇袭之效。于是改变作战计划,倾其全力对付奉军右翼,令后援军总司令张福来率重兵恢复狭隘的九门口,张福来军经过激烈战争,使榆关的战况渐趋有利。

  奉军在秦皇岛上空展开空袭,奉军飞机四架、七架的编队,不断盘旋轰炸,但损害并不严重。奉军之所以向秦皇岛空袭,因为秦皇岛是直方的海军集中地,当时在秦皇岛海面停泊了不少舰队,计有直军的渤海舰队六艘及运送海陆军的运输船20余艘,此外还有外国军舰20余艘,舷舵相望,桅樯林立。岸上则大军云集,往来紧张。

  吴在前线督战时,对于冯玉祥的行动颇为注意。冯本人在怀柔按兵不动,有坐观成败之势,吴命参谋长张方严电催各军急赴前线,张给冯玉祥一电,为了加强语气所以在电文后加了一句:"大局转危为安赖斯一举。"这本来是普通的加强语气句子,可是在微妙的时候,这句话就有了问题。冯玉祥虽然已和奉张暗通款曲,但他确有坐观成败之意,他要看直军有了败兆才敢动手。吴上前线后,冯是犹豫的,他怕吴在前线打了胜仗,他一发动,吴率师回京平乱,他就完了。所以他在待机而动,所得情报来自直军总部的,是胜利在望;来自日方的,则谓直军不利,前线危急。当他收到吴的参谋长来电催促进兵时,他认为直军失败的可能性增大了,因此乃下了决心"倒戈"。移后方作前方向北京回师,在吴佩孚后方放了一把火。

  1924年10月23日傍晚,冯玉祥率军撤出前线,回师北京,发动了北京政变,直奉战场形势大为改变。在北京的冯部鹿钟麟、蒋遇鸿与孙岳里应外合,打开城门。

  鹿钟麟率部率先入城,与孙岳的第十五混成旅在城中的部队会合。士兵们一律佩戴蓝布白字的臂章,上写"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政变军队分兵把守各重要路口,并戒严断绝交通,迅速占领各部、署衙门。

  这次"北京政变"真可谓迅雷不及掩耳,一举获得成功,曹锟在事先一点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抓住幽禁了起来。

  1924年10月24日,冯玉祥在北苑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应付北方时局。出席会议的有孙岳、胡景翼、黄郛、王正廷等人。这次会上,冯玉祥被推为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分别任副总司令兼第二、第三军军长。鉴于孙中山是否北上尚无确切消息、吴佩孚率军攻击杨村等情况,孙岳提出请段祺瑞出山,以联络皖系的山东督军郑士琦,以阻止直系援军北上。会上还决定成立摄政内阁,为表示欢迎孙中山北上的诚意,所定阁员多为南方的老革命党员,如国务总理黄郛,外交兼财政总长王正廷,国民军总长李书城,参谋总长李烈钧等。会议决定让曹锟下令停战,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并宣布自动退位。

  鹿钟麟入城有功,升任师长,并任北京警备司令,驻扎在东单帅府园。冯玉祥派鹿钟麟和警察局长张璧率警察和卫士进神武门到故宫与溥仪谈判,迫溥仪及其妃嫔迁出故宫,退居摄政王府。

  10月24日晨,吴佩孚尚不知后方突变,他率僚属赴九门口督战,直军前线士气转旺,奉军攻势曾受阻遏,战局颇有转机。中午时分,吴佩孚的日籍顾问冈野增次郎先后接到来自北京和天津打来的最紧急电报,内容大同小异,均言"讨逆军第三军司令冯玉祥等于二十三日下午六时退出战场,未经枪战即攻入北京,发动政变,曹锟总统已失自由,北京情况不明,酝酿巨变。"电报中所列参加政变人士均为直系巨头,包括冯玉祥、王承斌、王怀庆、胡景翼、孙岳等。

  当吴佩孚看到冈野的电报,他立刻相信有这种可能,因为他对冯玉祥并不信任。

  据说,他当时对冈野和他的幕僚说:"这件事也可以说是在我意料之中,因为这次出兵前老冯曾向我要求,待平定奉系后,派他为东三省巡阅使以继张作霖之缺,我告诉他:东北和日本有特殊关系,我们对日外交很微妙,所以东三省巡阅使的任命,不能漠视日本的动向。你一向被认为亲美派,最招日人之忌,因此去东北很不相宜,不过对酬答足下的战功,国家有的是名位,我一定会考虑其他职务的,而且必令你满意。我这番话也是腑肺之言,可能冯因未达目的,遂暗通敌人。其实他向我索军费,我已发十万,后来又增至十五万元,他才勉强奉命,率?开赴古北口。很多人向我建议,免除冯的第三路军司令以除后患,总统居中替冯说情,免冯计划遂没有进行。当冯到古北口前线,又借口敌人优势,要求增拨步枪弹百万发,我对冯更不放心,所以不发给他。近数日我在总部中,晚晚不能入睡,辗转反侧,右转则思及处置张作霖之法,左转则念及冯玉祥之可能背叛,现在不幸而料中,想到当日拨冯战费十五万元,实在太划不来了。"吴感喟地把冈野的三通电报扔在公案上,他当时还很镇静,要求大家对这个事变保守秘密,以免前线军心摇动。

  10月25日晨,吴佩孚率领高级参谋人员赴九门口前线督战,过了中午回到总部,立即召集紧急军事会议于总司令室,各高级将领均出席,吴以沉痛的态度,宣布北京兵变及总部退却计划。

   当天下午6时,吴佩孚先运兵3000南下,总司令部列车则于下午8时离秦皇岛。前线军事全部分为三大防御线,秦皇岛一线由张福来负责,昌黎一线由彭寿莘负责,滦州一线由靳云鹗负责。吴自己乘总部专车带了一团卫队,星夜疾驰南返。拖着沉重的心情和疲累的身体,一夜未眠。10月26日上午11时,列车到达天津。

  吴佩孚素所瞧不起的张宗昌,这时成为战场上的"骄儿",他所率领的部队如果在今天,就很时髦了,可称之为"外籍兵团",包括有已改入中国籍的白俄军,以及日本、朝鲜、法国军人,据说这些"洋兵"均曾参与欧战,精娴新式战术,善战而无军纪。张作霖把张宗昌放在最前线,本来是让他作炮灰,想不到却成全了他。他率领这支游杂军共16000人突破直军防线,26日吴佩孚率军回师后,张宗昌即击破直军董政国所率的第九、第二十两师,攻入冷口,27日张军入建昌营,和倒戈的直军胡景翼部联络,追董政国于滦州。10月27日张宗昌、胡景翼部占领滦州,把直军截成两段,一面南下和榆关奉军围迫秦皇岛及山海关的直军,另分兵追击董政国溃部之后而攻唐山。切断榆、津间交通,张福来败退。

  与此同时,奉军吴光新部据海阳,炮击秦皇岛,张学良又从长城低处冲入,加上张宗昌部由滦州南下,直军便在奉军四面炮火包围中。

  10月30日奉军三路攻占秦皇岛、山海关。直军一部乘轮回塘沽,二万余人被缴械。关外直军纷纷逃离战线,麇集车站,这时火车已不能开动,散兵逃向秦皇岛,秦皇岛已失陷,军械粮食遍地堆集,奉军一方面收缴直军军械,一方面清点战利品,收获极为丰硕。

  10月31日,自山海关至唐山一带的直军已全失抵抗能力,奉军各路连接,大队长驱入关,以吴光新的骑兵为先锋,自古冶而芦台,向塘沽疾进,和在北京方面的冯玉祥、胡景翼军相呼应,直军几乎全部陷于奉军和冯、胡两军的大包围中。

  11月4日奉军占领塘沽,吴佩孚已于先一天率残部乘舰驶离塘沽,这时直军抵抗已全部中止。5日张宗昌、吴光新两部先入天津,奉军大队亦纷纷抵达,在天津的直军残余部队全被缴械。第二次直奉战争遂告结束。

  第二次直奉战争,由酝酿到接战到结束,前后两个月,直军败得太惨,这是吴佩孚做梦也想不到的,也是曹锟做梦也想不到的。

五、退天津保持晚节

  曹锟本人具有比较强的民族意识,另外,刘夫人亦从中起了一定作用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和张作霖主宰了北方,他们一边电邀孙中山北上共谈和平大计,一面又推段祺瑞出来组织北方临时政府,由于段政府的包庇,曹锟并没有因"贿选窃位、祸国殃民"而受到制裁。

  不久,冯玉祥和张作霖矛盾日益激化。冯部国民军将领鹿钟麟不满于段、张勾结又想联合吴佩孚共同对抗奉军,因而发动驱段兵变,并把曹锟释放。后来,在各方军阀的压力下,冯军不得不撤出了北京。

  冯玉祥的国民军撤出北京后,曹锟当总统的想法又死灰复燃。他通电各省说,冯军已撤出京畿,北京安静如常,意思是希望各地拥护他复位,但却得不到一点反映。曹锟这才醒悟过来,是大家在观望吴佩孚的态度。于是曹赶忙派心腹人去汉口征求吴的意见。吴态度颇为冷淡地说:"三爷这个人在前台是唱不好的,我看还是请他在后台呆呆吧。等我把大局奠定,咱们再商量。"并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兵不再役"等语。这一来,曹锟大失所望,只好放弃幻想。

  自从吴佩孚东山再起后,便与张作霖化敌为友,拜为把兄弟,共同以冯玉祥为敌。不久,曹锟又因直鲁两军争夺保定,不能安身,只得去河南投靠吴佩孚,住在开封龙亭(宋朝宫廷旧址)。他每日写写字,对军政各方面仍有书信往来。张作霖常去信,依然称呼为"亲家"或"三哥"。

  1927年2月,奉系军阀为了组织国民革命军东进河南,渡河南下,吴佩孚自郑州撤退而逃。曹锟只得匆匆离开河南回到天津。曹锟回天津后,住在英租界内的19号路(现在河北路34中学),和郑夫人及陈夫人住在一起。刘夫人不愿同他们一起住,另在英租界的泉山里自己花钱盖了几所小洋楼,带着一双儿女及家人搬了进去。

  这时的曹锟因屡遭挫折,心情郁闷,身体状况愈来愈差,曹家的财权牢牢控制在其养子曹少珊手中,连曹锟也奈何不得他。为此,常常引起众夫人及子女们的不满和忌恨。郑夫人生性好静,对任何事情都不闻不问;再加上有的孩子常在外惹事生非,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的曹锟,其心情是不会好的。他的糖尿病越来越严重。据刘夫人的女儿曹士英回忆,1928年的一天,曹锟给刘夫人去信说:"庆(曹少珊的乳名)的心肝坏了,他们也不管我,我可能不久于人世了,对士英和士嵩我管得少,很觉对不住你,你要照顾好他们。"刘夫人见信写得悲凉,又心疼又生气。因为刘与陈夫人有矛盾,本想不管此事,但经不住母亲和姐姐的劝说,她只好找到大哥曹镇商议。曹镇建议刘夫人把曹锟接到泉山里。

  刘夫人怕泉山里人多嘈杂,不利于曹锟养病,便在外面租了一所房子,接曹锟去住,又请来西医大夫梁宝鉴、德国医生巴勒弟给予精心治疗,自己也终日守候在床边细心照顾。几个月后,刘夫人见曹锟的病日益好转,便把他接回泉山里。

  曹锟的病情好转后,心情也渐渐好起来。他每天早上起得很早,到院中练练自己编的一套虎拳,然后回到屋里打坐练气功。早饭后不是练书法,就是画画。曹锟喜爱国画,尤其擅长画梅花、山石、螃蟹、一笔虎等。他有一枚曲形章,上刻"一点梅花天地心",每画完梅花后,便盖上这枚图章。他还有一块黑石图章,上刻"万代一如"。他画的画或书写的条幅有的右上角常常盖有一枚章,上写"弱冠从戎服劳国家四十年归田年七十以后怡情翰墨之作",右下方署别号"乐寿老人"或"渤叟"。

  曹锟还常常请来一些文人墨客指导自己的书画。齐白石和曹锟的交情甚厚,曹的图章多是齐白石所刻,图章侧边总留有"布衣齐璜"(璜是齐白石的字)四个字。

  曹锟不仅擅长书画,而且颇有文才。据高夫人的后人讲,高夫人的女婿李伯夫是曹锟几个女婿中最得宠的一个。一日,李伯夫请曹锟为自己新布置的一间书房起个号,曹锟略加思索后便挥笔疾书三个大字"伯雅轩",并配了"青松直上千年余,红鹏高翔万里心"的对联一幅。

  曹锟脾气一向随和,对待家人和侍从们很少发脾气。据曹的孙女回忆,其保姆戴妈曾对她说:"总统在世时,不管有多少大官等着见他,只要听说我来了,就要先召见我。"每到夏日的傍晚,曹锟院子里常常有些穷邻居来闲聊。这些人中有拉洋车的,也有卖菜的,还有卖大碗茶的。大伙坐在小板凳上,喝着茶水,聊着天。曹锟不让家人给他摆躺椅,也坐在小板凳上,光着膀子,挥动着大蒲扇,和大伙聊年景、聊行市、聊政局,谈笑风生,好不自在。此时的曹锟尝到了无官一身轻的乐趣。

  他常独自回顾自己的一生,感慨万分。有时,听到街上卖鸟的吆喝声,他便命家人把卖鸟的叫到家中,把鸟全部买下,仔细端详着这些围居在笼中的鸟们,然后把鸟笼放在院子中央,打开鸟笼门,充满爱怜地看着这些小生命争先恐后地展翅飞向天空,良久地向鸟儿飞去的方向注视着。

  曹锟晚年信佛,他常常烧香念经,还花重金买了一尊金佛放在天津"大悲院"中,并请人画了一幅"圣迹图",每天朝拜。

  曹锟抽大烟,但不"困灯",不上瘾。爱听河北梆子,每遇生日做堂会,总要点几出河北梆子听听。

  曹锟下野后,身边无兵,来到泉山里后,身边只有两个侍从,一个先生(相当于秘书)。刘夫人花钱请了几个英租界的门岗。家中有3个老妈子及几个丫头,专门伺候夫人和儿女们,收拾屋子等。另外还有两个伙夫,一个司机,一个当差的。

  曹锟家中一天到晚都有客人,齐燮元、高凌蔚、赵玉珂、吴秋舫、王璧臣、熊炳琦、杨钦山、杜锡钧、蔡虎臣、宋哲元、肖振瀛、谭庆林、阎治堂、靳云鹏等人是曹家的常客。尤其是阎治堂几乎天天来陪伴曹锟。这些人有时和曹谈谈政局,有时打打麻将,所以曹锟也不觉寂寞。吴佩孚与曹锟关系最厚,但他曾经宣布过自己的"三不"(即不借外债、不进租界、不纳妾),所以只是时常派子女前来探望曹锟。逢年过节,曹锟及刘夫人也派子女去探望吴佩孚。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后,矛头指向华北。国民党当局屈从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于1935年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

  一天,几个日本人身着便装,来到天津英租界,邀请曹锟"出山"。曹锟怕得罪日本人想开门召见,但刘夫人堵着门不许曹锟出去,并指桑骂槐高声叫骂。日本人讨了个没趣,灰溜溜地走了。事后刘夫人历数日本人在东北三省犯下的罪行,对曹锟说:"就是每天喝粥,也不能出去为日本人办事。"曹锟点头应允,同时也告诫他的一双儿女。

  日本人在曹锟家碰壁后并不死心,又派了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做委员的曹锟的好友齐燮元来做说客。一天夜晚,齐燮元叩门求见。曹锟的门卫遵照刘夫人的嘱咐,不予开门,从此以后齐没有再去曹家。

  刘夫人见晚上常有日本人的说客来访,便立下一条新规定,晚9点钟锁大门,不许家人出去,也不许客人们来访。大门钥匙由刘夫人亲自掌管。一天,高凌蔚又奉日本人之命来访。这时曹锟正躺在炕上抽大烟,一见高凌蔚,脸色骤然大变,他把烟枪狠狠一摔,大声吼到:"你给我滚出去!以后不许你登曹家的门!"高凌蔚吓得浑身哆嗦,被几个侍从架了出去。从此,他再也不敢登曹锟家的门了。

  曹锟晚年之所以能不为金钱、地位所动,坚决不为日本侵略者做事,保持了民族气节,除了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直系基本上是亲美英派,吴佩孚也坚决拒绝为日本侵略者做事)有关外,曹锟本人具有比较强的民族意识,另外,刘夫人亦从中起了一定作用。

  在曹锟的晚年,其家庭中有两件事对他精神上的打击很大。

  一是陈夫人所生的儿子曹士岳同他的原配夫人袁怙贞(袁世凯的女儿)打架,曹士岳情急之中开枪打伤了袁怙贞。袁住院后,袁家不甘罢休。此时虽然袁世凯早已去世,但袁家仍很有势力,曹士岳受控告被拘留,曹、袁两家打起了官司,天津各报纸也争相报道这一"趣闻"。后来曹士岳被刘夫人保出与袁怙贞离了婚。

  这件事曹锟觉得丢了面子,每当家人提起此事,他脸上都现出一种忿忿之情。

  二是曹锟的养子、曹锐之子曹少珊虽在曹锟的儿子曹士岳出生后不久便认祖归宗了,但实际上他仍把持着曹锟家的财产大权。曹锟子女们十分不满,常为此闹矛盾。曹锟看在曹锐的面子上,不忍心对曹少珊过于苛刻,所以他也不能左右家里这个乱糟糟的局面,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常常唉声叹气,很是烦恼。

  1938年5月的一天,曹锟因感冒转成肺炎,经医治无效,于5月17日(农历四月十八)在天津泉山里刘夫人寓所病故,终年76岁。

  曹锟的葬礼十分隆重。吴佩孚派夫人张佩兰赴津吊丧,吴本人则在北平身穿重孝举哀致悼。日本方面、国民党方面都派人前来吊丧,并送给刘夫人大笔抚恤金,但遭到刘夫人的拒绝。

  曹锟家眷及旧部幕僚、亲朋好友几百人均披孝参加了葬礼,灵柩暂厝于天津英国公墓。

  国民党政府有感于曹锟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于6月14日发布特别训令,予以表彰,并追授曹锟为陆军一级上将。

  曹锟共有有3个儿子,即曹士岳(陈夫人所生)、曹士岱、曹士嵩(均为刘夫人所生,士岱9岁夭折);4个女儿,即曹x(郑夫人所生,名字不详)、曹士熙(高夫人所生)、曹士贞(陈夫人所生)、曹士英(刘夫人所生)。

(四)张作霖

    奉系军阀首领,字雨亭。1875年3月19日出生于奉天省(辽宁)海城县城西小洼村(今盘锦市大洼县东风镇叶家村张家窝棚屯)。

    张作霖幼年家境贫寒,为人放猪,12岁时去私塾偷听,被塾师杨景镇发现后允其免费读书。14岁时父亲去世,随母亲前往镇安县(今辽宁省黑山县)投奔外祖父。为谋生卖过包子,当过货郎,学过木匠,后跟随继父学兽医、相马。

   【张作霖生平介绍】
1894年因为报父仇杀人而流落至营口,适逢甲午战争爆发,便投入驻营口田庄台的毅军,后因表现出众,被提拔为毅军统领宋庆的卫士,后升任伍长。甲午战争失败后,1895年3月被遣返,回到故里,投身草莽。号称保险队,在黑山南赵家庙一带劫掠。1901年除夕,张作霖遭匪首金寿山勾结俄军马队偷袭,损失惨重,率残部8人,逃到台安县桑林子村,后到八角台(今台安县)投靠张景惠,当上了八角台团练长。1902年被官府收编,任巡警马队帮带、统带,1906年任巡防营前路统领,驻防辽源一带。因剿匪有功升为洮南镇守使。

武昌起义时,张作霖应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之召,起兵勤王,任“奉天国民保安会”军事部副部长,镇压革命军,受到清廷破格升赏,出任“关外练兵大臣”,赏顶戴花翎,被派任掌管奉军军事大权的巡防营务处总办,成为奉天省地方最大的军事首领。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1912年被任命为第27师中将师长,袁世凯称帝后,被封为子爵、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袁死后,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1918年9月被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在日本帮助下控制了辽吉黑三省,成为奉系首领。此后,张作霖以东北为基地,向关内扩张势力。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前,与直系共同把持了北京政府,1921年5月兼蒙疆经略使,节制热、察、绥三都统。同年12月支持梁士诒组阁,竭力控制北京政府,与直系矛盾激化。

1922年4月,发动第一次直奉战争。战败后,张作霖挟“东三省议会”推举自己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宣布东北自治。1924年9月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打败直系军阀,控制北洋政府。1925年11月,所部郭松龄反戈,迅占锦州、新民等地,沈阳告急。张以牺牲南满、东蒙的权益换取了日本的出兵干涉,得以转危为安。事后与吴佩孚弃嫌修好,又联合阎锡山、张宗昌等,合力对冯玉祥国民军作战,重占天津、北京。1926年称安国军总司令。1927年4月,杀害了共产党人李大钊等35名爱国进步人士。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并组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第32届、也是最后一届内阁,成为北洋军政权最后一个统治者。

1928年4月,在蒋、冯、阎、桂四大集团军的攻击下,奉军全线崩溃。6月2日,张作霖声言退出北京。由于他没有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要求(包括开矿、设厂、移民和在葫芦岛筑港等),1928年6月4月晨5时许,当张作霖所乘由北京返回奉天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汇处桥洞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好的炸弹炸毁,这位乱世枭雄身受重伤,当日逝世,时年53岁。其子张学良后成为著名爱国将领。


 (五)吴佩孚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1898年投淮军。1906年任北洋陆军曹锟部管带,颇得器重。后升任旅长。护国讨袁运动兴起,随营入川镇压蔡锷领导的云南护国军。1917年7月,任讨逆军西路先锋,参加讨伐张勋复辟。同年孙中山组成护法军政府。段祺瑞派曹锟、张怀芝带兵南下讨伐;吴任第三师代理师长兼前敌总指挥。因湖南督军席位为皖系张敬尧所得,吴仅获空衔,十分气愤。遂发出罢战主和通电。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吴曾多次通电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支持学生运动,颇得舆论的好评。11月吴与西南地方当局结成反段军事同盟。12月冯国璋病死。曹锟、吴佩孚继承了直系军阀首领的地位。1920年5月,吴率军自衡阳北撤,布置对皖军事。14日直皖战争起,在奉军配合下大败皖军。此后,直奉两系共同把持了北京政府。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直军胜,奉军败退关外,吴佩孚成为北洋军阀的首要人物,操纵政局。1923年2月,吴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罢工,造成“二七”惨案。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起,吴任“讨逆军总司令”,为奉军及冯玉祥国民军所败。1925年10月,浙江督办孙传芳发动反奉战争,吴出任“讨贼联军总司令”,派兵攻入河南,后与奉系沟通,南北夹击国民军。1926年夏北伐战争起,吴从北方赶赴前方督战,在鄂南汀泗桥、贺胜桥连遭惨败。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吴部主力被歼,从此一蹶不振。1932年回到北平(今北京)。吴曾通电声讨溥仪充当伪满傀儡,拒绝日伪拉他下水。1939年吴佩孚患牙病高烧不退。12月4日日本牙医施行手术,当晚暴卒,时年65岁。国民党政府追认为陆军一级上将。

他还是第一个亮相《时代》杂志封面的首个中国人,被《时代》杂志称为"Biggest man in China "

 

【生平】

    1874年4月22日。山东省蓬莱县。

  这一天春日融融,海天一碧,湛蓝透心。不一会儿,又有海雾飘来,如轻绡薄纱一般,起初似有似无,若隐若现,后来就迷离上升,一片朦胧了。于是,蓬莱特有的奇观--海市蜃楼出现了。只见海天相连之处,隐隐约约浮现一座岛屿,仿佛微微隆起的一堆绿云,那么虚幻,那么缥缈。渐渐地,岛屿轮廓愈加分明,显出了蜿蜒如蛇的小路,林木苍郁的峰峦,而碧树红花之中,有翘角凌檐的宫宇,或亭榭台阁奇异连接,或独楼高耸格外巍峨……忽又见亭阁间有人影走动,男女各呈优美姿势……众人都看呆了。这时蓬莱阁附近的海岸上,有一个人将此景看得最为真切。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吴佩孚的父亲吴可成。这一天也是吴佩孚的诞生之日,只不过这时吴佩孚还在娘肚子里。

  也许因为是奇特人物的缘故,吴佩孚在娘肚子里就憋着闷气,该出来了,却倔着性子不动,扰得他母亲张氏两天两夜没断过呻吟。

  吴佩孚的父亲吴可成却并不着急,因为妻子已经是第二胎,他知道不会有太大困难。根据"事不过三"的原理,今天是第三天了,第二个孩子的诞生绝不会超出今夜。

  回到家里,吴可成守候在妻子身边,迷迷糊糊地打了个盹,就在这短短的几分钟里,吴可成做了一个梦,梦见了抗倭寇名将戚继光来到了家中,吴可成忽然醒来,这才知道是做了一个梦。这时候,接生婆来报:"老爷大喜了,夫人生了一子。"吴可成听了,想到戚继光刚入家门,恰在这时夫人生子,便料想此子不凡,非常高兴,灵感一来,第二个儿子的名字就出来了,之后,他就赶紧宣布第二个儿子的名字--姓吴,名佩孚,字子玉。出处在哪儿?就在戚继光那儿,因为戚继光号佩玉。吴可成这样取名,是对儿子寄予了莫大希望和良好祝愿。

  吴佩孚的父亲吴可成依靠祖上传下来的安香杂货店,做点小买卖,但是只能维持生活。虽说家境不富,甚至清贫,但是,他却并非等闲之辈,只关注每日盐油柴米,而是胸怀大局,颇有些国家和民族观念。

  当吴佩孚出世的时候,正值日本明治天皇登基后7年,励精图治,变法维新,跃跃欲试准备侵夺朝鲜、台湾、琉球。这一年有台湾土著劫杀日本琉球海滩难民的事件发生,日本人乘机挑衅派兵攻打台湾,结果日军明明吃了败仗,却反而向中国索偿军费50万两白银。

  消息传出,中国老百姓极为愤慨。吴可成对日本侵我台湾这一举动极为愤恨,总希望有戚继光一样的人物出来再驱倭寇保我中华。对于自己即将诞生的子嗣,他也希望能长成如戚继光一样的爱国能人。

  由于吴佩孚出生之夜有戚继光入梦,所以吴可成十分喜爱这个儿子,经常"子玉儿子玉儿"的叫个不停。而吴佩孚也从小便显出与别的孩子的不同,他不爱哭,无论抱着或是躺着,总是瞪着一双眼睛。

  吴佩孚排行老二,邻里乡亲都叫他"小二子"。他上面还有个哥哥叫吴道孚。但是随着吴佩孚出生与成长,吴道孚的体质日趋虚弱,不久就夭折了。如果按照蓬莱人迷信的说法,吴佩孚就具有克兄命,他不甘为人之下,要做老大。吴可成深信"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古训,自己没能以读书显名扬祖,便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

  当吴佩孚刚刚长到6岁,便被吴可成送到私塾就读。父亲吴可成对吴佩孚说:"只有好好读书,才会成为有大用处的人。"并对他讲了戚继光的雄才伟略,其中,更多是一些传说性的东西。小小年纪的吴佩孚居然听得十分认真,吴可成预感到,这个孩子是个读书的材料。

  吴佩孚的启蒙老师是循循善诱的人,但是这先生信奉的是"黄卷青灯,今日果然辛苦;紫袍玉带,他年何等威风"。但是,这对吴佩孚的影响却不小,使他在心中立下了勤学不止的决心。

  在学堂里,一般学生乘私塾先生不在,便放肆玩耍打闹,吴佩孚不仅不参与,反而正襟危坐,置身于喧闹声中,仿佛不闻不见,静心背诵功课。私塾先生发现这情景,十分惊讶,忍不住拍着吴佩孚的肩头,由衷地说道:"只有你鹤立鸡群,不与群儿同流合污,是可造之才啊!"自此之后,私塾先生对吴佩孚另眼相看,把吴佩孚作为他一生的希望寄托予以刻意栽培,除了和其他学生一起学习外,还经常单独为他讲解《四书》,并教习作八股。几年后,吴佩孚成了先生的一个熟读《四书》、善写八股文章的得意门生。

  吴佩孚小时候经常和小朋友到龙神庙、蓬莱阁游玩,入学后即开始诵读《蓬莱阁》石刻上的诗文。

  由于小时候每天都到蓬莱阁游玩,吴佩孚对那儿的一草一木,非常熟悉。以后,他投身行伍,征战半生,离开故乡数十年里,他无时无刻不眷恋蓬莱阁的景物。

  吴可成对吴佩孚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自从吴佩孚上了私塾后,吴可成不时地亲自教他认字念书。离开私塾后,吴佩孚想继续学习,可是家里却连一张桌子也没有。家里有个大石磨,搁在廊檐底下,吴佩孚的娘便找一块木板,往磨顶上一放,然后双手抱起了吴佩孚,叫他用骑马式,坐好在磨脖子上,就这样,书桌也有了,凳子也有了。

  这一套特制的书桌和椅子,还有一层妙用,那便是小吴佩孚坐上去之后,根本就别想溜,如是想下地,非得大人把他抱下来才成。过路的街坊乡邻,看见吴佩孚骑在石磨上,咿咿唔唔地念书,吴可成笑容可掬地招徕生意,张氏当街坐着,一架纺车一只小板凳,一得闲便纺个不停,于是人们颔首赞许道:"这家子人,将来必定发达!"转眼间到了1890年,吴佩孚14岁了,可是,父亲吴可成害病死了,剩下孤儿寡母哭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这时家中一文积蓄也没有,吴夫人天生傲骨,再没有钱,也不开口求人,只得草草地埋葬了丈夫。

  吴可成的去世,使吴佩孚悲痛万分,因为父亲是家中的顶梁柱,更是从读书上支持他,从处世方面引导他的人。这时,吴佩孚,可以说已胸怀大志了,父亲的死,无疑对他大志的实现带来较大的影响。

  但是这时吴佩孚的母亲张氏显示了她的才能。从此,她夜以继日地纺纱,丈夫的亡故早已使她哀伤逾恒,心力交瘁。然而繁重的家事和工作,更使这位意志坚强的女人形销骨立,健康大受影响,但是她仍然坚强地挺着。吴佩孚在这时候也变了,从此他沉默寡言了,每天深夜伏在地上,看灯光闪烁,照映母亲日渐瘦削的面庞,单薄而佝偻的身子,他咬牙立志,发誓更加勤奋读书。咿呀的纺车声音,和读书声相唱和着,形成他一生最凄怆的乐章。

  母亲如此辛苦,吴佩孚心中有不忍,决心自己赚钱养家,于是开始打探赚钱的活。有一天,他秘密地布置停当,然后蹲在纺车旁边,问母亲:"娘,我也去挣钱,帮着养家,好么?"母亲张氏抬起疲倦的眼睛,望了他一眼,说:"你给我好好地念书,我们这一家子,指望都在你身上啊!""娘,我赚钱也是读书。""哪儿会有这种好事,"母亲一点也不相信,头也不抬地说:"还是等你念好了书,再去赚大钱。""娘,我说的是真的。""我不信。""娘,是真的。登州水师营在召学兵,一个月有二两四钱银子的饷。"二两四钱的银子,在当时是一笔大数目,一家三口省吃俭用,加上母亲张氏的纺纱收入,就能有富余了。吴佩孚以为母亲听了会吃一惊,哪知道,母亲声色不动,只是在说:"你别胡思乱想啦,才14岁的孩子,人家肯让你去当兵?""不是当兵,是当学兵。""就算是当学兵,你这点年纪也不够呀!"看到母亲口气有点松动,吴佩孚站了起来,挺了挺胸:"娘,我生来个子高,就说我18岁,也没人不相信的。"定定地看了吴佩孚半晌,母亲脱口,喃喃自语:"嗯,这孩子,是长得高。"但是,即使个子长得再高,能够冒充得了18岁,吴佩孚母亲还是不答应吴佩孚进水师营。自从满人入关,多尔衮压制汉人习武,"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在中国人心目中形成牢不可破的观念。因此,吴佩孚母亲极力反对,同时,她将一切美好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儿子身上,更不愿他中辍学业。

  结果,吴佩孚的请求被严辞拒绝了。吴佩孚是极孝顺的孩子,尽管母亲这么劳苦下去,而且,不论母亲张氏如何焚膏继晷,拼命苦干,手工纺织的收入究竟有限,渐渐地一家三口三餐难继了。吴佩孚觉得自己作为儿子,不能袖手旁观。因此,一有机会便跟母亲絮叨不休,后来,他迎合母亲的心意,又一次兴奋不已地跑回家来说:"娘,我打听得确实了,水师营里的学兵,上课上操,一个星期里面只有两天。

  ""两天?"母亲张氏的心思,有点动了,出操上课,一个星期只要去两次,一个月充其量也不过八九日,倒有二两四钱白花花的饷银好拿,这个待遇,实在是太可观太划得来了。

  一个星期去两次水师营,吴佩孚诚挚地说:"娘,还有5天的时间我可以念书。"母亲张氏沉沉地叹了一口气:"你6岁起进私塾,9岁就开篇作文章,12岁念完了四书五经,好些个老夫子,都在夸你的诗和文章做得好哩。现在你都14岁了,家里没钱,请不起老师,还让你在私塾里当大学生。这么样念下去,我真不知你能念出什么名堂。

  一听母亲这么说,吴佩孚告诉母亲自己已经找好了老师李丕森。

  一提起李丕森,母亲张氏又惊又喜。李丕森是登州府头一号好老师,他教出的举人、秀才有好些咧。如果儿子能拜师于他,不愁将来不发达,母亲张氏有点不信,停下手头的活问:"你骗我吧?""不,是真的,"吴佩孚忙答,"李老师说,他看中我家贫而好学,书念得不错,诗也有点根底,他说他要好好地教我。""这,"吴佩孚母亲立刻便联想起钱的问题,不期然地有些踌躇,"我们怎送得起李老师的束脩呢?""娘,李老师说只要我肯发奋向上,好好地念书,他念在我们家道贫寒,宁愿分文不取。我也想这样不太合适。所以我想这么着,先去水师营拿几个月饷,等到明年开春,我们省吃俭用,凑一凑一笔数目,送给了老师当束脩,然后我再开始跟他念。"多半是受了儿子能够从名师就读的鼓舞,母亲张氏很勉强地答了一声:"好吧!"从此,母子俩更是省吃俭用以攒足拜?的钱。转眼之间过了年,转眼之间又开了春,拜师的钱也攒得差不多了。一天,母亲张氏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叫吴佩孚也穿得整整齐齐,她取出了封好的一包纹银,备几色礼物,然后,她亲自领了吴佩孚,前去拜见李老师,行拜师的大礼。

  "依人不若自图强,还期我武在维扬"蓬莱县城地处山东省东端,北临黄海、渤海,交通便利。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登州作为一个通商口岸对外开放,还准许鸦片进口,于是鸦片作为合法的商品,公开在全国各地大量倾销。吸食鸦片的人数剧增,登州府所属的大小城镇,贩卖和吸食鸦片的烟馆毒菌似地孳长起来。

  在蓬莱县城里,大街小巷烟馆林立。烟馆内分设"雅座"和"普通座"两种。"雅座"是单房炕,上面铺着大红毯,专供豪门富室的烟鬼们享用;"普通座"则是在铺着席子的大炕上,放上几盘烟具,供一般烟鬼过瘾。当地嗜吸鸦片的烟鬼,不论穷富,都有躺烟馆的习气。烟鬼们不喜欢在自己家里开灯烧烟,而往往呼朋唤友来烟馆,喷云吐雾,不如此不算尽意。这时,已是秀才的吴佩孚也沾染上吸食鸦片的嗜好,成了烟馆"普通座"的座上客。

  一天,他烟瘾发作,急匆匆来到烟馆,可是普通座已无虚席,就与店里伙计商量,就在雅座内供抽几口,抽完马上就走。店里的伙计见是吴秀才,便告诉他,有个雅座只有翁爷一个人,正躺着打瞌睡,要他自己去商量。

  翁爷名翁钦生,是当地著名豪绅"八大家"中最有财有势的一个,开设的店铺远及东三省一带,朝内有本家人做官,他又同地方官府往来密切,是地方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吴佩孚急于过瘾,只得挂着一脸笑容走进那间雅座。翁爷朦胧中听见响声,微睁双眼,见是吴佩孚,懒懒地问:"小二子干吗?"吴佩孚委婉地说明来意,但话没讲完,翁爷就伸开右脚,用力一踢,喝道:"滚!"吴佩孚猛地吃了个闭门羹,气得变了脸色,扭头就走。

  这当时在蓬莱县城有一个号称"十虎"的小集团。十个成员原先都是不第书生,后逐渐结成集团,成为一批兴风作浪的讼棍和为人出谋划策的文痞。官府对他们奈何不得,"八大家"也惧怕他们三分。受辱的吴佩孚一气之下来到"十虎"聚处,把自己受辱之事诉说了一遍,怒求他们帮忙,为他出口冤气。十虎见秀才登门求救,受宠若惊,个个横眉怒竖,愿意为他效劳。

  事有凑巧,不久,翁家因为老太太祝寿,张灯结彩,开设堂会,热闹非凡。满城官绅都来登门拜贺。男女贺客吃完寿宴后又分坐两旁看戏。正乐在其中时,十虎借拜寿为名,闯入厅堂。他们对男女同台演出,先是大呼小叫,拍桌打椅,厉声喝止台上演出;继而又指手画脚,大骂满座男女违禁律、助淫风,把贺客全都吓跑。

  翁钦生见此惨状,气得吹胡瞪眼,边唤家仆捉拿十虎送官究办。这批"落拓书生"平时打讼诉、耍计谋还有两手,而要和豪门家奴动武,就显得蹩脚了。顷刻间,"十虎"变成了"十鼠",纷纷抱头鼠蹿。

  当晚,翁钦生就打听到罪魁祸首是吴佩孚,遂立即亲赴衙门,嘱托县令拿办。

  事发后,吴佩孚在家乡不能安身,只好远走高飞躲避官府捉拿。他急匆匆地整顿了行装,筹集了几两银子,连夜逃往北京。1897年,避祸外逃的吴佩孚来到北京,投宿于崇文门外巾帽胡同同乡人开办的"隆庆栈"。在北京,他既无亲友,也无人引荐,很快就身无分文,穷困潦倒。

  此时,春节快要来临了,家家户户都要置办年货,贴春联,准备过年。为了糊口,吴佩孚就在"隆庆栈"门口,摆了个写春联的摊子,依靠所得的微薄酬金过着饱一餐饥一顿的生活。新年一过,他的对联营生日趋冷淡,日子更加难过。店主孙老头念在同乡份上,替他出了个新主意:"秀才念过经书,还是算命为好"。

  吴佩孚觉得此话有理,就从街上买了几本《河洛理数》、《六壬大全》及其他的"相命书",关起房门研读揣摩。经过"研究"之后,吴佩孚在崇文门外摆起了卜卦算命摊,开始了他那卜卦糊口的生涯。

  甲午战争失败后,民族危亡日益加深,原先一些"埋头书城,磨穿铁砚"的读书人,在整军经武以救危亡的呼吁声中,纷纷弃文习武,投笔从军。

  这时,吴佩孚正为自己的前程在寻找出路。他感觉到卜卦算命虽能糊口,并非长久之计。一天,他与来京办货的堂兄亮孚,在算命摊边相遇。寒暄之后,他和堂兄一起进了附近一家小酒馆。几盅白酒下肚,两人便长谈阔论起来,从家乡的近况直扯到吴佩孚今后的出路。

  吴亮孚望着佩孚若有所悟地说:"如今内忧外患,年年打仗,我看处在这种乱世,也许在一刀一枪上还能博个前程。你在家乡就当过水师营的学兵,此时你既然进退维谷,无路可走,你何不硬硬头皮,索性走你往先走的老路子,去投了军呢?"投笔从戎,这在科举入仕希望已经彻底破灭的吴佩孚脑子里,也早有盘算,今日堂兄一提更促使他拿定主意。他把杯中剩下的酒一口喝完,一拍桌子,说:"依人不若自图强,还期我武在维扬"。

  临别时,吴亮孚又再三叮嘱他说:"莫迟疑了,拆了摊子,快快投军去!"1898年,驻扎在天津的淮军聂士成部,因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伤亡惨重,奉命招兵。于是,吴佩孚就到天津应募入帐。

  当时吴佩孚身上仅带有二两银子,星夜奔程,不敢走大路,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去处,最后打定主意到北京。沿路乞讨,于腊月初十到达京城,投宿在同乡人开办的蓬莱阁旅店。好在店主与吴可成早年有些来往,答应免费住宿。当天招待一餐晚饭,以后吃饭问题自己解决。吴佩孚于到达的第二天就开始设法谋生,想到春节将近,便摆起摊子写春联卖。过了春节摆起测字占卦摊子。半月后经人介绍到天津武卫军中去当管带的勤务兵,正式开始其行伍生涯。后报考开平武备学堂,辍学后到陆军警察队充任正目(班长)。升任初等官(相当于排长),先后被授予准尉、少尉、中尉衔。1903年报考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测绘科,学业一年,1904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工作。旋即被差遣去烟台芝罘日本守田利远军事谍报机构从事谍报工作。主要负责收集俄国在中国东北驻军的军事情报。月饷50元大洋,除去吃喝开支和寄回家中以外还有不少积蓄。加上其他津贴,半年多时间吴佩孚便积蓄到300元大洋。

  吴佩孚见多识广,深谋机智,设计缜密,勇于负责,很快成为出类拔萃的情报员,深得守田大佐的器重,被称为“总有办法”先生。日俄战争前夕,吴佩孚随守田利远带领47名谍报员渡海去旅顺、大连等地刺探情报。吴佩孚协助守田将谍报队带到安全地带集结返程,不仅顺利完成任务,且无一人伤亡。守田利远奖赏吴佩孚大洋50O元,破例准假一周回去探亲,并将其座骑借给吴佩孚骑回蓬莱。

  吴佩孚身着军装,骑着高大的东洋战马,归心似箭,快马加鞭,不到一天就回到270里路之外的老家。拜见了寡母、乡亲。这时的吴佩孚,早非昔日的逃避官府缉拿的穷秀才,多年的晦气熬出了头,令蓬莱父老刮目相看了。人人见了又是打招呼,又是请安问好。当日下午,吴佩孚雇了一乘小轿,让母亲坐着,与弟弟吴文孚陪同母亲去城外祭扫了祖宗坟墓,祭毕又随母亲绕道去离县城20多里路的李家屯。原来在吴佩孚还在保定陆军学堂学习的时候,吴母即托人向李家屯的巨绅李少堂的侄女说亲,等了多时,吴佩孚才回来探亲。吴母急不可待地携儿子去相亲。来到李家,见李小姐是富家千金,美而慧,芳龄24岁,独养女,非常相配,也就同意了这门亲事。李老太太见吴佩孚一表人才,文中秀才,武授中尉,是相当出人头地的了,乐不可言。两位母亲当面说定,三五日内成亲。是年吴佩孚31岁,假期总共才有七天。两家各自紧张地作了准备,吴佩孚探家的第三天便与李小姐拜了天地。吴李的结合,其速度之快,如同闪电。探家的第七天一清早,吴便扬鞭跃马,返回芝罘守田公馆,依旧干那惊险万状的情报员工作去了。

  1907年,吴佩孚升任北洋第三镇管带(营长)驻扎在长春,有了固定的驻地,月饷150元,公费300元。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山西革命军联络了同盟会秘密会员吴禄贞,准备在吴统率的北洋军第六镇的配合下,进攻北京。清廷得知消息后,立即派曹锟亲率第三镇驻保定的第一协,西出娘子关,攻打山西革命军。部队开抵娘子关时,炮兵第三标部分官兵哗变,原任标统撤职,在曹锟的提拔下,吴佩孚继任第三标标统,从此对曹锟感恩戴德。

  1912年,南北和谈达成协议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2月25日,南京临时政府派出以蔡元培为首的5个专使,到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任临时大总统职。袁世凯为了拒绝南下就职,于29日指命曹锟在北京制造"兵变"。当日傍晚,吴佩孚的部下,配合步兵第九标的炮队,首先奉命兵变。他们驻扎在朝阳门外的东岳庙,下午6点多钟,穿着灰棉军服,提着步枪一拥而出,沿途大呼小叫,朝天乱放枪。

  朝阳门外多的是饭铺和货摊,一时间被抢个精光。炮队一闹,第三镇的其他队伍不约而同上街。一时间,北京城内城外枪声四起,烟火冲天。兵变导致了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阴谋得逞,随后,北洋军的镇改为师,标改称团。吴佩孚仍担任第三师炮兵第三团团长,驻扎南苑。

  1914年4月,兵变有功的曹锟以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的身份,率第3师进驻岳阳,扼守湖南咽喉,监视南方革命力量。行前,曹锟将吴佩孚提为师部副官长。师部副官长在官衔上虽高于团长,然而却无一兵一卒,吴佩孚极为苦恼。但是,不久,吴佩孚就显露出他的才华,受到了曹锟的重用,并逐渐成为曹锟的心腹。

    事情的转机在于吴佩孚的一次演讲。

  1915年,长沙举行了一次民众团体大会,湘督汤芗铭第一个训话。吴佩孚则代表未出席的曹锟演讲。凭着秀才的学识和卜卦算命的口才,吴佩孚出口成章,对湖南历史文化大加赞扬,对汤芗铭的"功绩"也极力颂扬。汤芗铭极为受用。

  在一次与曹锟闲谈时,汤芗铭称赞吴佩孚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甚至要求调吴佩孚到督军衙门中来为他所用。曹锟一听,心想与其楚材晋用,不如楚弓楚得,于是对汤芗铭说,自己本来就要重用吴佩孚,婉言拒绝了汤芗铭的要求。不久,吴佩孚被提为第六旅少将旅长。吴佩孚受宠若惊,向曹锟发誓:"今后佩孚决尽心竭力,誓死追随,以报知遇之恩。"1916年1月,袁世凯命令曹锟督师进川镇压云南护国军。为了笼络部下,袁世凯大封将军,乱授爵位。吴佩孚被破格赏为三等男爵,授予陆军中将之衔。而按洪宪封爵条例,师长一级只能受"轻车都尉",尚在男爵之下。

  然而,袁世凯称帝不得人心,结果众叛亲离,四面楚歌。面对此种形势,前线的曹锟忧心忡忡,坐卧不安。因为他在北洋系统中既无地盘,又无防区,袁世凯一倒,前景凄凉。

  于是几次与吴佩孚商谈。吴佩孚则献计道:"表面与袁世凯虚与委蛇,暗中联络各地反袁将领。"曹锟听后大喜,于是,采取了圆滑的两面政策。从3月起,曹锟表面上对袁世凯继续敷衍,暗地里却联络与疏通诸路反袁军。结果,在这成败荣辱的时刻,由于吴佩孚的献策及时得当,袁世凯倒台后,曹锟立于不败之地,从此他更加信任吴佩孚了,吴成为曹锟的心腹。

  袁世凯暴卒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皖、奉三系,分别以冯国璋、段祺瑞、张作霖为首,在这群雄鼎立的局势中,吴佩孚再次向曹锟献计,认为总统黎元洪不过是个傀儡;而国务总理段祺瑞手握大权,不可不防;副总统冯国璋控制长江中下游,是段祺瑞的惟一竞争对手,应当加以联络。而最重要的是自己手中必须有一支武装力量,这样在混乱的局势中才有发言权。吴佩孚提出了"扩充基本武力"的主张。于是,曹锟的第三师开始大肆招兵买马。

  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曹锟吩嘱吴佩孚拟稿电贺,吴佩孚将稿拟好后,正好有至友请吃饭,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将稿丢掉了。曹锟派人将吴佩孚叫去,要他把电稿读给他听,以便发出。这时吴佩孚还没全醒,就含糊地回答曹锟说:"张勋就要败了,还打什么贺电!"不久,段祺瑞组织"讨逆军"讨伐。曹锟起而响应,被任命为"西路讨逆军"总司令,吴佩孚为先锋,率全旅进驻卢沟桥、宛平。6月,吴佩孚带领队伍对驻守丰台的张勋的"辫子军"发起进攻。张勋部队毫无招架之功,纷纷溃退。12日,各路"讨逆军"围攻北京。吴佩孚一马当先,领兵由彰仪门进攻天坛,驻守天坛的三千"辫子军"一触即溃,大部投降。张勋被段祺瑞击败,曹锟从此对吴佩孚更加言听计从。

  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代理总统,而政府大权却掌握在国务总理段祺瑞手中。

  段祺瑞阴谋武力统一,决定对南方用兵,却遭到直系所属的长江三督即湖北王占元、江西陈光远、江苏李纯的反对,被迫辞职。属于直系的曹锟与皖系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段祺瑞的诱惑下,接受了徐树铮的指使,发出了主战的声明,并且当众表示:"我愿意战至最后一人!"吴佩孚在保定得知后大惊失色,急忙赶到天津,向曹锟陈述利害,指出皖系利用异己的阴谋。曹锟如梦方醒,忙询问补救措施。吴佩孚提出了"先战后和"的主张,即先与南方一战以挫其锐气,然后与其议和,给段祺瑞当头一棒。曹锟闻言大喜,马上委托吴佩孚代理师长,率第3师沿京汉路南下,驻扎汉口,待命进攻湖南。

  北洋军计划两路进攻湖南,第一路由总司令曹锟实为吴佩孚指挥,第二路由张怀芝、张敬光率领第五师、第七师从江西进攻。第二路推进缓慢,第一路前敌总司令吴佩孚的军队却连连告捷。1918年3月17日,吴佩孚围攻岳阳,湘军自动放弃,吴佩孚不费一枪一弹即进驻了岳阳。当晚,由于南方联军尚没退尽,刚入岳阳的吴佩孚以为中了埋伏,惊惶失措地命令部队撤退下令炮轰岳阳城。18日晨,吴佩孚指挥队伍再次"占领"岳阳;26日,南方湘、粤、桂三省联帅谭浩明不战而退,溜出长沙,吴佩孚吉星高照,未遇任何抵抗,顺利进入了长沙。

  入湘一战,吴佩孚声誉鹊起。在曹锟眼里,吴佩孚不仅是个熟读《四书》、计谋多端的秀才,更是一个能征善战的战将。从此,曹锟完全把兵权交付吴佩孚,逢人就夸耀道:"子玉是我最大的本钱。"四、由敌变友联奉张国民军地区的扩大,引起奉张与直吴的恐惧,他们共同勾结起来对付冯玉祥1924年9月,爆发了江浙战争。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张作霖立即向曹锟、吴佩孚发起挑战,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亲率奉军新编6个军,向热河、山海关等地铺天盖地而来,大有一口吞掉直军的架势。

  曹锟收到奉军大举进攻的消息,一日连发数份"十万火急"、"百万火急"、"限时限刻"的电报,速召吴佩孚来京主持军务。同时,他又派出一批专使到洛阳,督促吴佩孚立刻启程北上。

  曹锟为了迎接吴佩孚,又特地将原来慈禧太后专用的花车一辆,拖到洛阳,作为吴佩孚的北上专车。9月17日,吴佩孚由洛阳抵达北京,曹锟立即委任他为"讨逆军"总司令。由于曹锟对战争毫无准备,作战前又匆匆改组了内阁,所以就授全权于吴佩孚,组织"讨逆军总司令部"。

  第二天,吴佩孚把自己公署机构的全班人马搬到国务院衙门办公,改称"讨逆军总司令部"。这个司令部犹如军事内阁,分别处理有关军事行政事务,实际上已是北京政府的最高权力机关。吴佩孚俨然已成了"全国兵马大元帅",权势达到顶点。

  18日晚,吴佩孚在中南海内四照堂召集会议。被召集参加的都是军政方面的负责人。四照堂四面都是玻璃窗,电灯明如白昼。会议开始时,吴佩孚下面穿着一条白色裤子,上身穿着紫绸夹袄,外披一件黑色坎肩,坎肩的扣子不扣,嘴上叼着一根香烟,从内室迈着八字步踱将出来,直往首席坐定。他拿起曹"大总统"的"讨逆令"照本宣读。说来也怪,念到一半,四照堂电灯突然全部熄灭,半晌后才复亮。

  在场的一些武将纷纷耳语:"不吉!不吉!这是不吉之兆。"吴佩孚念完讨逆令,按照在洛阳所部署的讨奉计划,逐一点将和分配任务。他自任总司令,王承斌任副总司令,前方兵分东、中、西三路。后方援军兵分十路,张福来为援军总司令,统率各路援军。同时还发布了海、空运输等方面的任职令。军略布置可谓倾尽北方兵力,全力以赴,声势浩大。

  吴佩孚对于韬略极有自信,历来军事布置都出自一人之手。但是,这次作战计划事先匆匆制成,缺乏全面周密的考虑,因此有些军兵种,如海军、空军都没有落实到什么任务,等到这些方面人员逐个向吴佩孚请命的时候,他才时时一个一个增添任务,写到作战命令中。他看到这样下去没完没了,于是不耐烦地站起来说:"这样尽管往下添,还成个命令吗?你们不能等着以后再商量吗?今天就是这样了,散了吧,散了吧。"于是大家一哄而散。

  这出有名的"四照堂点将"引起不少出席者暗暗哀叹,认为"将骄兵惰,败兆已见"。

  第二天,吴佩孚对蜂拥而来的各国记者夸下海口"逐彼张氏出东三省,而放其子学良于海外",而扫灭奉军,"有二月之光阴已足"。他在部队开赴前线前,又像和尚念经似的向将领们诵了一段:"今兹为促成统一之战,诸君其各努力,他日者,奉事既定,而统一之局成,吾将可以释甲归田,长为共和国之良民矣,岂不美哉。"经过一番策划之后,第二次直奉战争便以空前的规模爆发了。

  这次战争奉军先发制人。由于奉军对直军各师战斗力的强弱以及部队防守的驻地都已侦知;又已取得对曹锟、吴佩孚的行径一直不满的直系大将冯玉祥的默契,所以采取了避实击虚的方法。

  战争一开始,奉军就首先向兵力最弱的防守热河的中路军进攻,连克数地。但是由于直军顽强抵抗,再加上江浙战争结束,援军源源而至,直奉两军很快在山海关一线形成对峙局面,双方都在伺机进行决战。

  西路冯玉祥所率的第三军,开战以来一直没有战事。吴佩孚对冯玉祥是不信任的。四照堂点将时,他有意识地委派冯玉祥担任西路司令。因为这一路交通不便,地方贫瘠,不但行军困难,而给养也无法筹措。吴佩孚是想用参战之名,把冯玉祥部队调离北京,使他的力量消耗在荒寒瘠苦的长城外。

  冯玉祥对吴佩孚的叵测居心,心明如镜,也早有打算。因此,冯玉祥在部队出发后,采取延宕的办法,每日行军路程仅二三十里,全不像开赴前线作战的样子,待部队到达古北口后,又以筹措给养为名而停止不前。

  10月中旬,正值直军中路败退,东路混战紧迫之际,冯玉祥接到前方战事吃紧的情报,认为倒戈反直,回师北京的时候已到。10月21日,冯玉祥命令部队,将后队改为前队,偃旗息鼓,以一昼夜行军200里左右的最快速度,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

  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不但结束了臭名昭著的贿选政府,而且对于在前方与奉军?战的直军也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在前线的吴佩孚得到冯玉祥倒戈反直、回师北京的消息后,惊怒交加,拒绝部下先克奉,再解决北京问题的意见,率领万余人部队,仓促回转天津,向冯玉祥的国民军发起进攻。冯玉祥料到吴佩孚不肯就此罢休,军事上也有准备,趁吴军立足未稳,先发制人。

  由于吴佩孚的部队刚从直奉前线抽调下来,早已疲劳不堪,在冯玉祥的国民军的冲击和包抄下,更是不堪一击,节节败退。与此同时,山海关方面的奉军乘直军内乱,急遽南下。而山海关的直军主力,由于内乱外攻,军心已经动摇,在奉军切断后路,全面包围下,除少数重要将领逃到天津外,其余全部被俘。在天津的吴佩孚也在奉军、国民军夹攻下走投无路,只好率领溃败的败部2000余人,坐船逃往南方。

  吴佩孚乘船南逃,漂浮海上,处境狼狈。船到青岛,山东督理郑士琦不仅拒绝假道,而且拒绝供应淡水和粮食。吴佩孚只好再往南边,预备从上海入长江,过武汉再返洛阳。在途中,他竭力向各省军阀兜售他拟定的组织"军政府"的计划,但四处碰壁。他一气之下,径自回到洛阳,调动老部下,以图重整旗鼓。

  吴佩孚喘息未几,肘腋之患又起。从前巴结吴佩孚的陕西督理刘镇华,乘国民军进入河南连连告捷之机,唆使其部下,东出潼关,进军洛阳,谋取地盘。守备洛阳的官兵,都是刚招募的新兵,未战先溃。吴佩孚在无兵可防的情况下,只得匆匆乘车出逃,准备到萧耀南处避难。

  不料,逃难的火车还在河南省内行进时,就先后收到萧耀南和湖北省议会几次发来的急电,婉拒他进入湖北,这样逼得吴佩孚只能带领一班人马停留在鸡公山避难。

  鸡公山的鸟语泉语声使人有脱俗之想,但给他带来的却是孤独凄苦之感,吴佩孚禁不住哀叹:"人海茫茫,究竟何处是安身立命之所?"然而,这时,在北京的段祺瑞政府发出了一道接一道的"逮捕吴佩孚解京治罪"的通令,国民军又攻至鸡公山附近,吴佩孚要想赖在鸡公山不走是不行的了,只得再次出逃避难。最后逃往自认为"发祥之地"的岳阳,托庇于赵恒惕。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在与奉张争夺北京政府控制权中失败,宣布辞职出洋游历。

  张作霖在控制北京政权的同时,调动大批奉军进入关内抢夺地盘。

  奉系妄图将其势力伸向全国的野心使各省军阀人人自危,而首当其冲的则是冯玉祥和孙传芳。

  冯玉祥、孙传芳二人在"抗奉自保"的一致目标下,很快不谋而合,两人结为"金兰之好",相约南北两路同时出兵夹攻奉军。另外,他们都认为长江中下游吴佩孚尚有一定的影响和潜在势力,如能拉吴佩孚出来,既易于号召,又便以发动。因此,各派代表穿梭来往于岳阳、张家口、杭州之间,相商共同出兵讨奉之事。

  冯玉祥、孙传芳的联合抗奉,为吴佩孚的"出山"提供了机会。吴佩孚岂能放过这重振军威的时机,他立即见风使舵,一变过去"讨冯"为"讨奉",采取"联孙和冯"的策略,暂时迎合冯、孙主张,趁机借势而起。

  1925年10月15日,孙传芳以反对奉军压迫上海工人运动为名,通电讨伐奉系,兵分5路向奉军猛攻,浙奉战争爆发。

  吴佩孚趁势宣布出山,在汉口挂出了"讨贼联军总司令部"的招牌。而此时在吴佩孚心中,第一个敌人实际上还是冯玉祥,只是现在大势所趋,暂时收起"讨冯"的招牌,挂上一块可"讨冯"、可"讨奉"的模棱两可的"讨贼"招牌。

  浙奉战争一开始,奉军就败退出南京。这时由于奉系军阀在各地的暴行和军阀混战带来的灾难,一个个全国规模的反奉运动掀起了。在全国反奉运动高涨的影响下,奉军将领郭松龄秘密和冯玉祥取得联系,在滦州倒戈,转过头向张作霖发起进攻。

  最初,郭松龄的军队攻势甚盛,沈阳也危在旦夕。后来,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出兵援助下,改变了其"下野亦可"的颓势,致使郭松龄兵败身亡。郭松龄倒奉虽然失败了,但是在军事上严重地削弱了张作霖的实力,使冯玉祥的国民军占领直隶全境,与国民军占领的河南地区连成一片。

  国民军地区的扩大,引起奉张与直吴的恐惧,他们共同勾结起来对付冯玉祥。早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时,张作霖就派遣密使到鸡公山,对吴佩孚说:直奉战争的结果,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如果张、吴能联合起来,那就"天下无敌"。

  郭松龄事件之后,张作霖死里逃生,对冯玉祥恨之入骨,特别害怕国民军在北京的发展,想与吴佩孚联合,以共同进攻国民军。

  经过在前线的张宗昌与靳云鹏的往返传话,张作霖与吴佩孚日渐接近。1925年12月,张、吴代表会晤于大连,"大体取得了谅解"。次年,又商定了联合的条件。就这样,过去两个敌对的军阀,今日为了反对冯玉祥的国民军,又联合起来了。

  1926年1月21日,吴佩孚正式通电宣布"讨冯",并命令冠英杰率军进入河南。与此同时,张作霖也借进攻郭松龄残部为名,向关内进犯。这时,吴佩孚的"讨贼联军"总司令不变,只是"贼"的含意已明显由"奉"变为"冯"了。在奉直的联合夹攻下,国民军第二军几乎全部崩溃,岳维峻逃入山西。

  河南的岳维峻被赶走,湖北的萧耀南又患心脏病去世,此时的吴佩孚又是踌躇满志?野心勃勃了。他洋洋得意地对部下大变其"循环理",意思是说,事情的发展总是周而复始的,他吴佩孚从今又会由失败走上中兴。可是,他哪里知道,他今日的再起就是明日的再败,而且是彻底的失败。

  国民军退出北京后,段祺瑞被逐下台,北京陷于无政府状态。吴佩孚抓住机会,急忙着手进行所谓恢复"法统"和组织政府的工作。吴佩孚深知自己在北京的军事实力远不及张作霖,只有从政治上加速进攻,耍些花样,用护宪来恢复颜惠庆内阁与国会,争得北京政权,控制大局。

  岂知"绿林"出身的张作霖也已懂得"智深须有忍,将勇贵能谋",吴佩孚提出起用原曹锟手下的总理颜惠庆出来摄政,遭到张作霖的坚决反对,并针锋相对地借贿选大做文章,要求恢复约法,重建国会,甚至提出了重新组阁的人选。为此,双方争执不下。

  尽管吴佩孚、张作霖双方存在着若干无法解决的矛盾,但当时的形势是:南方的广东革命根据地日趋巩固,北伐战争正在准备之中;北方的国民军虽败退,实力并没有消灭,冯玉祥虽暂时宣布下野,但仍扩充军队,接受苏联援助,并兵分3路与直、奉军队对峙,时时威胁北京政府。

  对此,吴、张二人从各自所处的地位及利益考虑,决定维持目前的"联合",并迅速采取共同行动,消灭共同敌人。在双方取得"军事为先,政治缓议"的一致认识后,吴、张终于在组阁问题上达成妥协。事后,吴佩孚曾向上海《密勒士评论报》主编发表过自我解嘲的谈话,说:"我和奉张就像初婚夫妇一样,偶然拌几句嘴是免不了的,日子一久,我们的感情就会一天天浓厚起来。"5月28日,吴佩孚乘坐的列车,在两架飞机的护送下,抵达北京,与张作霖举行"两巨头会议"。张作霖与吴佩孚互换兰帖,结为兄弟,随即商定一致行动的计划:在联合攻下南口后,吴佩孚向前攻广东革命根据地,张作霖向北进攻北京的国民军,企图南北齐下,共分天下。

  当晚,吴佩孚就乘车回长辛店,张作霖也回天津。在告别时,张作霖祝吴佩孚"马到成功",吴佩孚则谦虚道"仗老弟洪福"。这时,这两个军阀异想天开地以为,将来的中国定是他们的天下,而不知乃是各自末日之来临。

    1926年(民国16年)2月23日 国共两党发动民众讨伐吴佩孚

  8月,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他纠集主力扼守湖北咸宁的汀泗桥并上阵督战,抵挡不住革命洪流。两个月后北伐军攻克武昌,他大势已去。

  吴佩孚自从9月6日失汉阳,先退孝感,再退广水,三退信阳,吴本意拟自信阳调援反攻,无奈军心涣散,已无可靠之部属。身边战将只有田维勤担任信阳州以南的防务,至于靳云鹗则自汉口返豫,即入鸡公山,其不满意吴,已达极点。吴在北方虽然尚有可调之兵,可是没有车辆调配,只好徒步南下,因此自郑州以南迄信阳武胜关,各站都有驻兵,派别复杂,不一定完全听吴的指挥。这时河南全境有枪的兵不下三四十万,名义上归吴指挥的,超过10余万,兵心厌战,而军粮饷秣亦艰困万分。

  由于孙传芳在吴军危急时不肯赴援,因此使人想到一段往事,认为孙传芳在报旧仇,那是湘军援鄂之役,鄂督王占元求救于吴,吴派萧耀南率先头部队驰援,萧军进驻武汉并不开赴前线,坐待王占元的失败,乘机把湖北纳入吴的范围,直系认为吴这一手吃了自己人,太不够意思。孙传芳当时是王占元的部下,亲眼看到这一幕,他虽然因为这一次战役而受知于吴佩孚,但王占元失败的一幕却深印心中。现在他坐视吴苦战而不救援,有人说是历史的重演。

  孙传芳在南京坐待吴佩孚战败,他自以为得计,其实却让革命军逐一击败。当革命军出湖南直指武汉之际,倘孙军剑到履及,不东推西拖,与吴军合作,则对革命军来说,是增加了很大的麻烦。孙军按兵不动,直接搞垮了吴佩孚,间接也搞垮了自己,使北伐军坐收各个击破的战果。

  孙军初与革命军接触时,略有进展,那时吴在郑州接获孙的战报,自夸对战局有把握,言外之意似在讥诮吴的不中用,今后的重头戏只轮到他一人独唱了。怎知时间一久,北伐军在江西捷报频传,孙自夸革命军的前进像绳子一样寸寸剪断,结果是自己做了绳子,让革命军寸寸剪断了。

  吴佩孚由汉口退到郑州后,其辖区是:北自保定,南至武胜关,靳云鹗在郾城设立司令部,日日言反攻而日日按兵不动。按兵不动是靳的一贯作风,吴佩孚这时的处境实在很恶劣,一面是明敌,一面是暗敌,用两面作战来形容吴的处境还不够,简直是背腹受敌。

  张作霖天天打电报问吴,今后的动向?张意思是如果吴对付不了革命军,不如让出一条路给奉军,并且愿意把奉军交给吴指挥。然而吴对奉军已有不敢领教之苦,南口作战的记忆犹新,所以他一再答复张说自己的力量足以挡住革命军,现在还不需要奉军加入。

  吴退郑州时,以“南”为敌,以“北”为友。事实上国民革命军是把吴佩孚当作头号敌人的,而奉张则满口吴二哥,叫得非常热络。可是形势比人还强,如今的吴二哥是个斗败的公鸡,奉军把他看做挡路的瘟神,叫他让路他不让,对于他阻挡北伐军的能力也失去了信心。

  吴只提防革命军出武胜关继续北伐,却做梦也想不到奉军将渡河而南,告急文书不自南来,而自北飞到,保定方面奉军逼迫吴军让防,齐燮元一再急电请示迎拒奉军的办法。奉军表示孙传芳乞援于奉,所以奉军要肩起收复武汉的责任。

  当武昌城破之日,即奉军接防保定、大名之时,吴腹背受敌,内心之苦莫可言宣。

  更令吴难堪的,是奉系和孙传芳密使往来不绝于途,盛传奉张和苏孙加强合作,奔走其间的,就是王占元,而靳云鹏希望调和张、孙,出山组阁,所以也热衷奔走。

  奉直鲁军援吴问题使吴佩孚颇感困扰。吴知道得很清楚,他与张作霖之间的帐很难算,张作霖对他不会真心帮忙。张宗昌和他还有很好的关系,张宗昌的帮忙比张作霖要有真意。然而张宗昌军和他之间也存在一个症结,就是保、大问题。保、大是吴的后方,也是唯一的吴军饷来源地,可是保、大又是直督褚玉璞的辖区,褚玉璞天天嚷着要接收保、大,害得负责保、大的齐燮元寝寐难安。

  北京城内也有变化。北京政府本为吴佩孚所拥立,代理内阁总理杜锡珪既无权又无力,吴在鄂战败,奉张声势增强,而奉张宁要北京卫戍总司令,不要内阁,所以靳云鹏虽奔走于奉张和苏孙之间,奉方意态非常冷淡。10月1日杜代阁辞职专任海长,财政总长顾维钧调外交总长代理阁揆,潘复任财政总长,汤尔和任内务总长,其实这时候的北京政府已更不被各方重视了。同日奉军第十军军长于珍就任北京卫戍总司令。

  奉张入京后,奉系所注意者为河南。吴佩孚在河南不进、不退、不战、不和,其部下靳云鹗反吴于前,而田维勤、寇英杰又不合作,魏益三又与田部同驻,寇乃感势益孤单,河南纠纷迭起,奉军入豫更形迫不容缓。

  16年1月15日张作霖令张学良、张宗昌以实力援吴,先以兵力肃清黄河北岸,然后渡河至郑州。正当奉军要开入豫境,京津各报盛传魏益三附靳反吴,田维勤则匆匆避往汝南寇英杰处。

  1月初,奉军入豫,进驻彰德,2月8日奉张发出两电,宣告奉军入豫意旨  奉军出动入豫后,即由京汉、陇海两路向郑州进发,全部军务共5万人,前锋由荣臻率领,入豫奉军悉归于珍指挥。

  奉军集中黄河北岸,张学良和于珍于13日由济南遄返北京,在顺承王府由奉张召集军事会议,结果一致主张不理吴佩孚态度,于2月15日前锋实行渡河。

  吴佩孚坐困郑州,南北两面受敌,他的部队不和他同心同德是他的致命伤,豫中将领对奉军入豫态度亦不一致,豫东镇守使郭振才通电欢迎愿听指挥,奉方并委宋振檀为安国军毅军总司令。寇英杰对奉鲁早有拉拢;豫南的田维勤和魏益三则表示拥吴,魏益三原是奉军,因随郭松龄倒戈,所以无面目再投效奉军。因此奉军入豫将以全力对付豫南。

  靳云鹗在鸡公山,因与吴唱反调而遭吴免职,且一部分靳军被吴缴械。他是反奉的,因为反奉的主张而与吴分道,现在奉军正式对吴下手了,在利害上,靳可以和吴恢复旧情,因此他由鸡公山跑到郑州来见吴,对吴说:“大帅,我愿遵令交代,但部下已忍无可忍了!我只能打一面,如果向武汉打去,可是我们背后却受到自称朋友的敌人攻击,我们怎样打法?我保证南军不出武胜关一步,我们应权衡轻重,打退了胡匪再说。”

  吴的感想是“主意虽不是主意,话却说得痛快”。不过吴生平最恨朝秦暮楚,覆雨翻云。当陈炯明炮击广州总统府时,吴大不以为然,他说:“竞存(陈炯明)太无人格了,别人可打中山,竞存怎可以打中山?”吴与张作霖虽是利害结合,可是两人已经拜了把兄弟,因此他抱着宁人负我,毋我负人的态度,认为奉张不够朋友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我吴子玉要够朋友。别人可以打奉,今天我姓吴的不能打奉。他言外之意是如是靳云鹗你要打自己去打,可别肩着我的招牌!靳也了解吴的个性,他用坚定的口气对吴说:“打奉我是打定了,大帅不叫我打,我自动去打,不用大帅名义,用保豫军名义。”

  吴苦着脸说:“局势糟到这个地步,你自己去干吧!”靳得了这个口风就告辞了吴,回到郾城组织“河南保卫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他对吴是“背”而不“叛”!魏益三既然畏惧奉军的,所以热烈拥靳,领衔发表通电。

  16年2月17日张学良有致靳云鹗一电,电云:

  “信阳州探投靳荐青姻长赐鉴,奉诵马电,迪承训诲,无任感惭。良虽不敏,向持四义。事上官以忠,事亲以孝,为国除贼,为社会求安。此心此志,如是而已。长者倘不鉴谅,必欲周旋于郑卫之野,谨当退避三舍,整旅以待。特此布复,伏维垂察。张学良叩。”

  奉张既然撕破了脸要进兵河南,并且由于靳云鹗组织保豫军而专攻奉。吴佩孚不好意思抗奉,也闭了眼睛让靳云鹗抗奉。这一来,河南方面便爆发了北方军阀自己的内战了。

  16年3月5日晚,张学良奉命由京南下,赴卫辉帮同韩麟春指挥前进。小张7日抵卫辉,下总动员令,并召集于珍、荣臻、赵恩臻等重要将领会议,决定照预定计划分三路渡河,于珍指挥中路、赵恩臻指挥西路、荣臻指挥东路,限各军一星期内渡黄河,逼郑州。

  奉军三路出动后,中西两路因缺乏民船,且黄河铁桥又断,南岸布防严密,过河百感不易,遂改变方略,先以主力由东路绕道攻中平。

  3月11日北京顺承王府会议决定,河南前线由张学良、韩麟春负责指挥急进,并调吉、黑奉军入关担任后防。当天于珍率军渡过黄河,绕赴朱仙镇,自中平侧攻,下总攻击令,12日占领中平车站,13日占领中平县城,豫军退守白沙,奉军直进至距郑州15里之古城。北岸奉军因接东路捷报,亦乘胜渡河,邹作华部炮兵在河岸掩护,荣臻亲自指挥,丁喜春、陈在新两旅遂于14日冲锋至南岸占领芒山,15日抵荣泽县城。西路赵恩臻部亦于15日由温县渡黄河抵汜水,与中路策应。三路奉军同时进发,郑州遂陷于包围之中。

  奉军一向用兵多不注意民间疾苦,因此每当奉军进驻一新的地区,当地人民即视虎狼载途。北方人对奉军的印象有这样两句话:“妈那巴子是免票,后脑勺子是护照。”形容奉军坐车看戏不买票还要骂妈那巴子。而东北人后脑勺与一般人不同,所以可当护照,来去通行无阻也。过去杨宇霆督苏,姜登选督皖时,孙传芳一声号令驱逐奉军,奉军即无法立足,多由于此种印象深入民心。所以这次奉军入豫大改前态,当奉军抵黄河北岸时,因缺乏船只,渡河极感困难,必须雇用民船人夫,奉军雇用时特别优给费用,沿途并严禁需索及占住民房。这一来河南人民均乐意为奉军服务,使老百姓观感一新。这主要由于北伐的革命军所表现的一切,是秋毫无犯,为民服务,奉军既然想与革命军一较短长,就不得不顺从民意。

  16年3月13日,奉张给吴一封类似绝交的电报,语气极不客气,前半段呼吴为“执事”,末段虽尚有“我兄”之称,可是全文读来,兄弟之情已告决绝。

  郑州既已三面受围,奉军以飞机和重炮掩护,向郑州进攻。这时吴佩孚真是进退维谷,如果不离开郑州,只有做奉军的俘掳。山西阎锡山给吴电报,迎吴入晋,并请吴在可用之兵中抽调5万人到山西整理一下,再出娘子关共同讨奉,吴不肯接受,并向幕僚们说:“我要打奉军在河南打不是很好,何必跑到山西去打?”

  吴佩孚把自己部队清算一下,吴新田一军在陕西,于学忠一军在南阳,陈文钊一军驻邓县,张联升一军布防襄樊,王维蔚、王维城等部已投入“保豫军”,寇英杰仍在开封,算来算去,东边不是路,还是往西边走的好。

  3月15日吴佩孚挥泪离开郑州,临行时他下令自兼豫西防守总司令,下分三路:第一路马吉第守牧马集一带,第二路刘希坚守中平至黑石关一段,第三路张席珍守黑石关至洛阳之段。他认为奉军要我让出京汉路,现在已经让出了,我现在退到豫西,奉军再没有理由逼我了吧。

  靳云鹗的保豫军和张学良、韩麟春的奉军打了一场恶战,靳手下第一勇将高汝桐乘坐铁甲车去抢奉军的铁甲,两车相撞,高汝桐的身体变成了一堆肉酱。

  原来吴佩孚自受奉军进攻,从郑州移驻巩县后,自以为跳出了战争漩涡,不料战神却偏偏追寻着他,不让他有苟延残喘的机会。冯玉祥部由陕西出动,镇嵩军刘镇华在洛阳响应,潼关张治公部又投降了奉军,奉冯双方有一触即发之势,因此奉军又向吴提出让防的要求,请吴不要挡路给冯玉祥乘机取洛阳。张学良请吴移居郑州,当以老伯之礼相持,吴佩孚当然不肯去自投罗网做“阶下囚的老伯”,所以继续不理不睬,不战不走。

  年轻的奉军将领可没有张老帅的涵养工夫,一次不理,二次不理,三次便拿出硬功夫来,不再请吴让防而向吴夺防了。吴的屡败之兵,怎敌得“老侄”们一股锐气。当汜县部队被缴械的消息传到巩县时,吴遂于16年5月16日匆忙地离开了巩县,遁走南阳。

1927年5月27日,他率卫队逃向四川经河南邓县构林关,随后,他流寓于四川的奉节、大足、达县等地,卫队、随员星散,靠依附当地军阀为活。1931年7月在成都参观昭觉寺时,特地穿上袈裟拍照,还赋诗二首。第一首是:

  英雄不避杀身凶,何况空门老梵宫。  
偏有情丝难遽断,双行血泪洒秋风。

  “两行血泪洒秋风”,散发出“末路”的凄凉。

  1932年10月他离开成都,并没有选择深山寺院作归宿之地,而是定居于北京的什锦花园,靠“世侄”张学良给“补助费”维持生计。尚知道坚持民族立场。1919年“五四”运动时曾表态反对签订有损于中国利益的巴黎和约;1935年,日本侵略者为了分裂中国而搞“华北自治”,请他上台当傀儡,他坚决拒绝;1938年6月,伪“华北临时政府”与伪南京“维新政府”合并,请他出来当官,他也不答应。可是他却接受伪京津卫戍司令齐燮元的聘请,当有名无实的“特高顾问”,每月领“车马费”数千元。齐燮元原是他的部下,他接受这一照顾,可说是由于“袍泽之谊”,但也不能不这样,因为当时张学良已成了囚徒,不能再给予“补助”了。他的态度自然不会让日本侵略者高兴。1939年12月4日,他因吃羊肉饺子被骨屑伤了牙齿,日本特务芳太郎介绍一个日本医生为他治疗,却得了败血症,离奇地结束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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