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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为什么必须死【岳飞是民族英雄吗?】
作者:www    文章来源:www    点击数:1351    更新时间:201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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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为什么必须死

游彪


南宋政权虽然暂时安定了下来,但外有金兵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再次南下,内有各地溃兵败将组成的游寇集团和农民的反抗武装,极大中兴四将图地威胁着宋廷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高宗不得不抛开压制武将的祖宗家法,着意笼络重用武将。当时最有名的将领就是南渡后的“中兴四将”。其中,刘光世出身将门,其父官拜节度使,他本人早年曾随父镇压方


腊起义;张俊和韩世忠都是行伍出身,靖康年间就追随赵构,在平定苗刘兵变中又都立有大功;而岳飞则是资历最浅的一位,但是在短短几年间,他的战功和威名就已超越其他诸将,绍兴四年八月,在收复襄汉六郡之后,宋廷授他为清远军节度使,地位与刘光世、张俊、韩世忠不相上下。


高宗是在向金人求和而不得的形势下才重用武将的,其目的只是自卫,并没有北伐恢复的打算。岳飞收复的失地,实际是从金人建立的傀儡政权伪齐手中夺取的。岳飞出兵前,高宗明白他与其他将领只守不攻的作风不同,特地下手诏,告诫他只需收复伪齐所夺之地,千万不可领兵北上,触犯金人,否则就算立下战功,也定要严惩。这一纸诏书,牢牢地束缚了岳飞的手脚,加上岳家军只有不到三万人的兵力,也无力进行北伐,因此岳飞只好在收复襄汉后,率主力退守鄂州。


伪齐铜印


面对金人的进攻,高宗始终不愿放弃投降求和。尽管绍兴四年以后,岳飞、韩世忠等率军先后击败了金和伪齐的两次南侵,但高宗并不想利用这绝好时机进行北伐,宋军的战果只是为他与金朝议和提供了讨价还价的砝码。就在各地抗金斗争接连取得胜利的时候,高宗派出求和的使臣络绎不绝。绍兴七年年底,宋使王伦从金朝带来了议和条件,金朝要求南宋称臣、交纳岁币,作为交换,金朝答应废黜伪齐,归还徽宗帝后棺木和高宗生母韦氏,归还河南地。高宗得到这个消息,欣喜异常,屈膝求和的决心更加坚定,他再派王伦使金,与金朝商量具体的和谈事宜。


高宗议和的决定遭到了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其中几位手握重兵的大将的意见,对于和议能否顺利签定至关重要。绍兴八年八月,高宗召韩世忠、张俊与岳飞入朝,希望说服他们至少不反对和议。张俊向来害怕金兵,在历次对金作战中都极力避免与金兵交锋,其为人又善于岳飞像


逢迎,所以马上表态支持议和。而韩世忠与岳飞则坚决反对,岳飞更是对高宗明确表示:“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善,恐贻后世讥议。”这番义正词严的话不禁使高宗对岳飞心生嫌忌。


其实,在此之前,岳飞已经在两件大事上冒犯了高宗。这位抗金最坚决的大将个性耿直,在战场上有勇有谋,而在政治斗争中却显得缺少心计,太不善于保护自己。


绍兴七年三月,宋廷解除了“中兴四将”之一的刘光世的兵权,高宗本来答应将刘光世率领的淮西军队拨给岳飞指挥,岳飞信以为真,以为这样一来,自己兵力大增,兴奋之余,立即提出要带兵10万,出师北伐,这正犯了高宗的大忌。高宗临时变卦,拒绝将淮西军队交给岳飞。对高宗的出尔反尔,岳飞十分愤慨,一怒之下,他竟然离开本军驻地鄂州,以为母守孝为名上了庐山。在高宗看来,这种行为分明是要挟君主,但当时金兵的威胁尚在,解除岳飞兵权的时机并不成熟,因此高宗不得不再三下诏,对岳飞好言抚慰,敦促其下山。六月,岳飞返朝,向高宗请罪,高宗表示对其宽恕的同时,引用太祖“犯吾法者,惟有剑耳”的话以示警告,言语之中已经暗藏杀机。

 


高宗给岳飞的手札


第二件事发生在同年八月。返朝不久的岳飞好心建议高宗早立太子。高宗的独子赵旉8年前夭亡,他又在扬州溃退时受了惊吓,失去了生育能力,但高宗时年才30岁,内心仍抱有生育的希望,此时立太子,在他看来无疑是向天下暴露其难言之隐。宋朝的祖宗家法也规定武将不得干预朝政。所以,岳飞的建议一下又触犯了两大忌讳,更加深了高宗对他的忌恨。


这两件事以及在抗金恢复上毫不妥协的立场,为岳飞日后的命运埋下了祸根。绍兴八年,高宗与金朝的媾和活动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文武百官的反对之声日益高涨,只有秦桧极力支持高宗议和。十一月,金朝“诏谕江南使”张通古与宋使王伦南来。金使的称号中将“宋国”称为“江南”,敌对两国互通信息,应称“国信”,金朝却称“诏谕”,显而易见,这是金人故意羞辱南宋。金人接下来的要求更令南宋臣民难以接受,金使居然要高宗跪拜受诏,奉表称臣。为了苟安偷生,高宗对此并不介意,他冠冕堂皇地表示:“只要百姓能免于刀兵之苦,朕可以牺牲自己的体面来换取和议。”然而,岳飞手迹天子有此“美意”,臣民们却不愿“领情”,朝廷内外群情激愤,抗议运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声势和规模,临安市民甚至在街上贴出醒目的榜文:“秦相公(秦桧)是细作(奸细)!”矛头虽然是指向秦桧,实际上表达出对高宗的强烈不满。尽管高宗恼羞成怒,将反对激烈的大臣一一贬谪,但面对舆论的强大压力,他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十二月,高宗以为徽宗守孝为借口,由秦桧等宰执大臣代他向金使行跪拜礼,接受了金朝的国书。


高宗以为和议之事已成,从此就可以安享太平,便大赦天下,给文武大臣加官晋爵。岳飞在接到升官诏书后,当即上书表示拒绝,提醒高宗不可相信金人,并重申自己率师北伐的宏图大愿。高宗和秦桧此时对岳飞切齿痛恨,除掉岳飞的阴谋已经在酝酿之中了。


果然不出岳飞所料,绍兴十年五月,金人撕毁和议,再次南侵,岳飞率军又奔赴抗金前线。随着金兵在川陕、两淮等地的进攻相继受挫,宋军进入战略反攻,岳飞进军中原。他命原抗金义军首领梁兴等渡过黄河,联络河北义军,结成“忠义巡社”,攻取河东、河北州县,以实现他确立的“连结河朔”的战略方针,同时亲自领兵长驱直入,进驻郾城。七月,金将兀术集结大军,从开封直扑郾城,岳家军以寡敌众,大败金兵。接着,兀术又转攻颍昌,岳飞对此早有防范,事先已命长子岳云前往支援,兀术在颍昌再遭岳家军的沉重打击。岳家军乘胜追击,一直打到了距离开封只有45里的朱仙镇。北方义军也纷纷响应,收复了黄河南北的部分州县。金兵不得不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慨叹,并打算放弃开封,渡过黄河北逃。

 


抗金义军印信


岳家军的接连胜利当然不利于高宗和秦桧与金朝重开和议,他们连下12道金字牌,催促岳飞立即班师。此时,数万岳家军由于收复失地很多,战线过长,兵力分散,而且,其他各路军队也已接到撤军的命令,张俊、韩世忠、刘锜等部陆续班师,岳飞要想在没有后方支援、缺乏友军配合的情况下,孤军深入,收复故土,实是难上加难。在形势和君命的逼迫下,岳飞违心地拒绝了两河百姓要他继续北伐的恳求,奉诏班师。退兵之日,他不禁深深痛惜自己的“十年之力,废于一旦”!这次最有希望的北伐就这样被高宗和秦桧葬送了。


绍兴十一年正月,兀术统领近10万大军卷土重来,直攻淮西。高宗命驻守鄂州的岳飞率军增援淮西,但岳飞援军尚未赶到战场,杨存中与刘锜、王德等已在柘皋大败金兵。张俊准备独吞战功,便打发岳飞等回军,不料兀术命孔彦舟回师攻陷亳州,并重创前来救援的杨存中和王德军,当岳飞率领的援军赶到时,金兵已安然渡淮北上。


岳飞两次赴援淮西,行动似乎都慢了一些,他向以用兵神速著称,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反常。究其原因,第一次据说是当时岳飞正患感冒,第二次则是军队乏粮,其中是否夹杂着对高宗阻挠他北伐的不满情绪,就不得而知了。但不管实际情况如何,这件事还是成了后来秦桧陷害他的口实。


淮西之战后,高宗加紧了削夺武将兵权的活动。由于南宋建立以来,他不得不倚重武将外抗金兵,内平游寇,结果造成武将势力崛起,对皇权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因此,绍兴十一年四月,高宗将张俊、韩世忠和岳飞召到临安,任命张俊、韩世忠为枢密使,岳飞为副使,名为升官,实际是夺去了三大将的兵权,三将所辖军队从此直接听命于皇帝。


接着,高宗和秦桧将迫害的矛头直指岳飞。七月,秦桧死党万俟卨(mòqíxiè)秉承上意,上章弹劾岳飞,他抓住岳飞曾经擅离职守、私上庐山以及没有及时应援淮西等事,大做文章,并把张俊撤除淮东防务的事情栽赃到岳飞头上。岳飞意识到自己处境险恶,上书辞职,恳求高宗“保全于始终”,能放过自己,但高宗对岳飞的厌恶由来已久,根本不打算手下留情。


仅凭上面的几条“罪状”,尚不足以置岳飞于死地,秦桧又指使张俊胁迫岳飞部下王贵、王俊,诬告岳飞爱将张宪密谋要挟朝廷还兵给岳飞,串通谋反。张宪被押送大理寺审讯,严刑逼供之下,张宪仍然不肯屈招。好不容易等来了除掉岳飞的机会,高宗怎能因证据不足就轻易放过?他决定让大理寺审理岳飞一案。十月,岳飞、岳云父子被投入大理寺狱中,御史中丞何铸与大理卿周三畏奉诏审讯。何铸反复讯问,实在得不到任何岳飞谋反的证据,在审讯时,又看到岳飞背部刺的“尽忠报国”四字,深知岳飞的忠心与清白,便向秦桧力辩其冤。秦桧抬出高宗来,明确告诉他:“此上意也。”也就是高宗要置岳飞于死地。何铸愤然道:“我岂是为区区一个岳飞的性命,强敌未灭,无缘无故诛杀一员大将,势必失去军心,决非社稷长久之计!”何铸既然对岳飞下不了毒手,秦桧便奏请高宗,改命万俟卨为御史中丞,锻铸冤狱。岳飞身受酷刑折磨,知道自己根本没有申辩的机会,他在狱中悲愤地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向高宗和秦桧发出了最后的抗议。


听说岳飞以谋反罪入狱,已经辞官在家、明哲保身的韩世忠再也无法坐视不理,他当面责问秦桧,岳飞谋反的证据究竟何在,秦桧答道:“其事体莫须有。”意思是这件事情大概有吧。韩世忠气愤地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但是,高宗和秦桧杀害岳飞的心意已决。在高宗看来,除去岳飞,既可以使和谈顺利进行,又能震慑其他武将,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真是一举两得。因此,他不惜违背“不杀大臣”的祖宗家法,于绍兴十一年(1141)十二月二十九日,亲自下旨,以毒酒赐死岳飞,张宪、岳云斩首。

 


岳飞墓


岳飞自20岁从军,到39岁被害,一生戎马倥偬,战斗在抗金的最前线,时时不忘以恢复中原为己任。他领导的岳家军纪律严明,骁勇善战,沉重打击了南侵的金兵。有人曾问岳飞,天下何时才能太平,他答道:“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的确,像岳飞这样既不蓄姬妾又不营私财的正派官员,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是非常罕见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势下,岳飞越是廉洁正直,高宗和秦桧对他就越是忌恨,必欲除之而后快。一代抗金名将最终不是牺牲在战场上,而是死于自己所保卫的朝廷之手,不禁令后世之人对他更生无尽的痛惜和由衷的崇敬之情。(文章摘自《正说宋朝十八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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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是民族英雄吗?

       前段时间,在朋友家里谈论《百家讲坛》里袁腾飞主讲的“两宋风云”时,为岳飞的历史定位问题与朋友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朋友对岳飞坚持传统的历史定位,即岳飞是一位民族英雄,而我认为,岳飞应只能定位于一个南宋时期杰出的军事家,或是一位英雄式的人物,而不能按照传统的历史观念定位于民族英雄。
       一个历史人物能否定位于民族英雄,我们首先就应该明确“民族英雄”的概念。所谓“民族英雄”,应是指为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为维护民族的尊严而在抵抗外来侵略中作出杰出贡献的人。而这里面“民族”的概念,当然应是指由汉族和其他55个少数民族共同构成的中华民族,而绝对不是狭隘地指任何一个单一的民族。举个例子:只有象郑成功(收复台湾)、戚继光(抗击倭寇)、左宗棠(收复新疆)、林则徐(虎门销烟)等这些历史人物才能定位于民族英雄,因为他们在维护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为维护民族的尊严而在抵抗外来侵略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岳飞在历史中的作用则与他们有所不同。以前,人们将岳飞(包括文天祥、袁崇焕等人)定位于民族英雄既是当时统治阶级利益的需要,也是人们历史观局限性所致。中国历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是中国这个大家庭的一员,正史《二十四史》中就包括了《辽史》和《金史》。在历史长河中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矛盾只是这个大家庭中的兄弟之间的矛盾,而绝对不是一种外来的矛盾。就象电影《红河谷》中所描述的那样:当英国人入侵西藏,在藏人头领面前挑拨汉藏关系时,藏族首领搬着手指说:这是我们兄弟之间的事,与你们无关。纵观两宋历史,历史上都一致认为两宋一直都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当时北有辽、金,西有西夏,南有大理),而南宋与金当时的争斗充其量也就是中国这个大家庭内部兄弟之间的争斗,将岳飞定位于民族英雄,不仅是一种狭隘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在作怪,而且很容易伤害到少数民族的思想感情。反过来,如果将岳飞定位于民族英雄,那我们国家是不是要将元朝和清朝定位于在外族的侵略统治之下?那恐怕连金庸笔下的韦小宝都要笑掉大牙了:想不到在我三百年之后还有那么多朱三太子和前朝遗老之流!

       随着社会的团结稳定的需要,国家越来越需要各民族之间的团结融合,不适应历史潮流和社会发展的狭隘的历史观应该予以纠正。现在,西藏、新疆的民族问题日益突出,从我近段时间在新疆作过“维稳”工作的同学口中知道,那边的民族问题已经非常严峻,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再坚持那些狭隘的历史观,那只能是人为制造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隔阂,对民族的团结融合有害无益。岳飞不是民族英雄,也许现在这个观点不会被很多人理解,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从国家利益和民族大团结的需要出发,岳飞将逐渐退出民族英雄这个历史光环,回归到他的正常历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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